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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归来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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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春天，受人尊敬的罗诺德·阿德尔莫名其妙地被谋杀了。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但被删去许多细节的案情大家都了解。这是因为起诉理由很充分，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了现在，大约十年之后，才允许让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被删去的环节。虽然案子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但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就更耐人寻味了。这个案子的结局是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最令我震惊和诧异的。请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到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断的广大读者说一句话：不要怪我没有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但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直到上个月3号才取消这项禁令。
我对刑事案发生浓厚兴趣是因为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有过密切交往。自从他失踪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难案件我都认真研读。但是只有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这件疑案将我深深吸引住了。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时，我就更加深刻地体察到福尔摩斯的死确实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我认为这件怪事有几点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最好的刑事侦探，肯定能弥补警方力量的不足。我虽然整天在外巡回出诊，脑子里却一直在思考这件案子。我宁愿冒着讲述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简要复述一遍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
死者是澳大利亚一个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其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国内做白内障手术，跟死者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这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他既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坏习惯。他订过婚，但是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他天性冷漠，平时都呆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但是1894年3月30日晚上10点到11点20分之间他突然被杀了。
死者，也就是罗诺德·阿德尔，爱打纸牌，而且是经常打，不过小赌注对他倒是丝毫无损。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等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遇害当天，他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下午他也是在那里打的牌。每人的牌差不多，阿德尔大约输了五英镑。拥有可观财产的他决不会计较这五英镑输赢。几乎每天他都到这个俱乐部打牌，但他打得十分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会离开。证词还说在几星期前，他跟莫兰上校配对，一口气赢了歌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
被害当晚，他从俱乐部回到家时整好10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去了。女仆说听见阿德尔先生进入二楼前厅——他的起居室。她已在房间里生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直到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的11点20分，屋子里十分安静。梅鲁斯夫人想向儿子道晚安，却发现门被反锁了。任凭母女俩怎么叫喊都没有人回应。找人把门撞开后却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子弹打破了他的脑袋。桌子上摆着一些金币和银币，堆成了数目不等的十小堆。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数字和若干俱乐部朋友的名字，从这里可以知道被杀之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这些现场调查只是使得案情变得越发复杂。第一，没有理由来解释这个青年为什么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虽然也有可能是凶手插的门，以便跳窗逃跑。但从窗口到地面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在屋子和街道之间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所以很显然门是青年人插上的。如果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那么这人除非是个神枪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繁华的大路，附近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是马车站。这边已经打死了人，难道没有人听到枪声吗?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到动机而越发复杂化。而且，阿德尔是没有任何仇人的，况且他屋子里的贵重物品也没缺少。
我思考着这些事实，认为最省力的方法，就是我那死去的朋友说过的一切调查的起点。大约在6点左右我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帮人聚在人行道上，仰头凝视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看看的那所房子。其中一个高个子戴着墨镜，可能是个便衣侦探，正在描述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围着他。我使劲挤进去，但他荒谬的推理使我厌恶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不想却撞在一个有残疾的老人身上，碰掉了他怀中的几本书。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见有一本书叫《树林崇拜的起源》。我极力为这意外的事道歉，可是刚好被我不小心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主人眼里非常珍贵。他大吼了一声，转身就走。
我曾多次观察过公园路427号，但于事无补，房子和街道之间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五英尺高，进入花园很容易。但那扇窗户可很难够着，因为在墙上没有水管或别的东西。我一无所获，只好返回肯辛顿。我刚进书房，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来者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了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右臂下夹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略带沙哑。
我怎么也没想到是他。
“我感到抱歉。刚才我一瘸一拐地在您后头跟着走，碰巧见您进了这所房子。我想对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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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刑事案发生浓厚兴趣是因为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有过密切交往。自从他失踪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难案件我都认真研读。但是只有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这件疑案将我深深吸引住了。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时，我就更加深刻地体察到福尔摩斯的死确实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我认为这件怪事有几点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最好的刑事侦探，肯定能弥补警方力量的不足。我虽然整天在外巡回出诊，脑子里却一直在思考这件案子。我宁愿冒着讲述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简要复述一遍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
死者是澳大利亚一个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其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国内做白内障手术，跟死者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这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他既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坏习惯。他订过婚，但是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他天性冷漠，平时都呆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但是1894年3月30日晚上10点到11点20分之间他突然被杀了。
死者，也就是罗诺德·阿德尔，爱打纸牌，而且是经常打，不过小赌注对他倒是丝毫无损。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等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遇害当天，他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下午他也是在那里打的牌。每人的牌差不多，阿德尔大约输了五英镑。拥有可观财产的他决不会计较这五英镑输赢。几乎每天他都到这个俱乐部打牌，但他打得十分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会离开。证词还说在几星期前，他跟莫兰上校配对，一口气赢了歌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
被害当晚，他从俱乐部回到家时整好10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去了。女仆说听见阿德尔先生进入二楼前厅——他的起居室。她已在房间里生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直到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的11点20分，屋子里十分安静。梅鲁斯夫人想向儿子道晚安，却发现门被反锁了。任凭母女俩怎么叫喊都没有人回应。找人把门撞开后却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子弹打破了他的脑袋。桌子上摆着一些金币和银币，堆成了数目不等的十小堆。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数字和若干俱乐部朋友的名字，从这里可以知道被杀之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这些现场调查只是使得案情变得越发复杂。第一，没有理由来解释这个青年为什么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虽然也有可能是凶手插的门，以便跳窗逃跑。但从窗口到地面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在屋子和街道之间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所以很显然门是青年人插上的。如果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那么这人除非是个神枪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繁华的大路，附近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是马车站。这边已经打死了人，难道没有人听到枪声吗?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到动机而越发复杂化。而且，阿德尔是没有任何仇人的，况且他屋子里的贵重物品也没缺少。
我思考着这些事实，认为最省力的方法，就是我那死去的朋友说过的一切调查的起点。大约在6点左右我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帮人聚在人行道上，仰头凝视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看看的那所房子。其中一个高个子戴着墨镜，可能是个便衣侦探，正在描述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围着他。我使劲挤进去，但他荒谬的推理使我厌恶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不想却撞在一个有残疾的老人身上，碰掉了他怀中的几本书。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见有一本书叫《树林崇拜的起源》。我极力为这意外的事道歉，可是刚好被我不小心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主人眼里非常珍贵。他大吼了一声，转身就走。
我曾多次观察过公园路427号，但于事无补，房子和街道之间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五英尺高，进入花园很容易。但那扇窗户可很难够着，因为在墙上没有水管或别的东西。我一无所获，只好返回肯辛顿。我刚进书房，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来者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了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右臂下夹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略带沙哑。
我怎么也没想到是他。
“我感到抱歉。刚才我一瘸一拐地在您后头跟着走，碰巧见您进了这所房子。我想对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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