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与子相悦

以，久了便觉茫然；然而红楼梦那样的语言风格分明又不能用来写短篇，注定了是要长篇大论，写一部隋唐演义那样的巨著来的。连环套可说是当年未尽兴的摩登红楼梦的再一次尝试，却也像“话说隋末唐初时候”的有始无终了。

    这当然会使买方，也就是万象老板平襟亚十分不满，非但在报纸上撰文影射，而且公开登报，在海报上写了篇一千元的灰钿，说张爱玲亏欠了她一千元稿费。张爱玲于是去信辩白，后来又写了篇不得不说的话寄给语林的钱公侠，而钱又让平襟亚再写了一篇一千元的经过，在报上同时发出，现各引一段——

    张爱玲：“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平襟亚：“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曾经专函请其亲自或派人来社查验，一一是否均为亲笔，数额是否相符。乃历久未蒙张小姐前来察看，迄今置之不问。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亲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单就这两篇文章而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因而这件事枉打了许久的笔墨官司，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定论。但我以为无论真相是怎样都好，平襟亚多少有些不厚道，张爱玲的小说已经替他赚了不少钱，莫说她不至于贪他一千块灰钿，就算是真，也不至于这样红眉毛绿眼睛地叫骂，真是越富越悭，为富不仁。我个人因为做着杂志主编，不免既要同作者打交道又要同稿费发生纠缠，有个网络推手新成立了间文化公司，为了炒作，竟然把我当靶子，也是拿稿费问题大做文章，无中生有地说已经将我告上法庭，并且把一张自制的所谓律师信在网上覆盖了几乎所有的论坛，一时炒得沸沸扬扬，让我着实伤神，厌倦得想辞职，又怕更加坐实谣言，只得继续与不喜欢的人与事纠缠下去。再见到张爱玲的这段轶事，心有戚戚，格外悲凉——文人天生就该隐居孤岛，免得沾着人就沾着脏，沾着钱就更脏。可是我们又不能没有钱。

    事隔半个世纪，张爱玲在美国的好友、大学教授刘绍铭先生又提起这件事，认为：“张爱玲在钱财方面是讲原则的，是她的，她坚决争取；不是她的，她坚决不要。”并举了一例为张爱玲鸣冤：电影哀乐中年历来被认为是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又一经典名片。1990年，台北联合报副刊在连载哀乐中年剧本时，署名为张爱玲，并要寄稿费给她。然而张爱玲回信给编辑苏伟贞写：“这部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只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

    那时候，张爱玲在美国孤苦伶仃，生活窘困，然而不属于自己的钱，仍然分文不取，可见其清贞。

    平襟亚实在不是一个大度的人。当时有刊社组织作家写接龙小说红叶，他便假托一个老园丁的话写出：

    “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

    读者们自然都知道张爱玲写过第一炉香、第二炉香，文章里又一再地出现月亮，这狐仙是影射谁，不言而喻。平襟亚的杂志是发过张爱玲多部小说的，一旦翻脸立即便骂人家是“狐仙”也够没口德的。

    小说写到这里，他又点自己的好友郑逸梅续写下去，然而郑逸梅却一笔撇开，不复提“狐仙”之事，显然是不以平襟亚之举为然。

    更不厚道的是，平襟亚且公开了张爱玲在1944年6月15日写给他的商榷小说宣传问题的信件内容：

    “我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说的人去代我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有贵族气氛的。”

    关于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是当时她面临的又一桩笔墨官司，且又引出另一个更加卑贱的人物——潘柳黛。3

    张爱玲写私语，写童言无忌，写烬余录，写存稿，写公寓生活记趣，将自己的故事说了许多，但并没有任何文字提及自己的贵族血统。直到1992年的对照记里才写道：“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我住读放月假回家，一见面他就报告一些亲戚的消息。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则独家新闻似地，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又一天我放假回来，我弟弟给我看新出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不以为奇似地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厚厚的一大本，我急忙翻看，渐渐看出点苗头来，专拣姓名音同字不同的，找来找去，有两个姓壮的。”

    另则，她在忆胡适之一文里也写过：“他（胡适）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然而这两篇文字都是离开中国以后写的。张爱玲在上海发表的作品里，并没有关于自己血统的炫耀，倒是古今主编周黎庵曾经写过一篇孽海花人物世家，载于1943年12月古今第三十七期，其中提到了他与爱玲见面的情形，说明他是从平襟亚那里听说了张爱玲的文名，并得知其身世与孽海花颇有渊源。“近顷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吾友万象主者平君襟亚揄扬甚力，尝见平君之文于文章，谓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云云既而某小姐介张（爱玲）女士来谒，贶古今以数文（张爱玲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和更衣记就是发在古今上的），均清丽可诵，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romance（罗曼史）云。余大疑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遂告女士以丰润之后，亦既恍然”

    这里面可以看出，张爱玲从前对于自己的身世并不深知，只是恍惚知道与李鸿章以及孽海花有关。直到周黎庵明确地告诉她，这才有了确定的了解。

    这段话也同样叫我们知道，此前平襟亚本来是很欣赏张爱玲，并且很以结交贵族后裔为荣，并且早在1943年已经亲自撰文大书特书张爱玲的身世——这也就是张爱玲出版传奇时曾与他商量，要以孽海花为自己做宣传的缘故，还是受了平襟亚与周黎庵的启发才有的念头。

    后来张爱玲对于自己的身世越来越清晰，是一点点考据得出的成绩“因为是我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张爱玲：对照记）

    但是在此前，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贵族出身显然很在意，还专程去南京大中桥襄府巷踏看过：“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我专为去踏看过，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这座府邸，就是当年张佩纶续娶李菊耦时、李鸿章陪嫁给女儿的大宅，张廷重与张茂渊都是在那里出生。这回“访古”张爱玲有没有同去，不得而知。

    不过第一次明确地披露了张爱玲天皇贵胄身世的人，的确是胡兰成，但也只是在评张爱玲里一笔带过：“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贵族气氛本来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爱悦自己本来是执著的，然而她有一种忘我的境界。”

    原本是夫子自道，不想却惹恼了善妒的潘柳黛。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而张爱玲也实在太招人妒恨了，居然处处都比她强——文章比她好，当然这个她并不承认；身世比她尊贵，这个却是着实惹恼了她的；更关键的，是交往的男人也比她认识的那些阿猫阿狗们有名气。

    真叫张爱玲说中了——“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

    退职夫人自传里，潘柳黛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一个时期，我有很多的男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常常来找我。在这些男朋友里，有诗人、有新闻记者、有画家、有小说家、有理论家、有不上舞台的戏剧家、有没有作品的作家”——但是这些人里，显然没有一个比胡兰成更有名。

    她自诩：“我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位，仿佛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有名了。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人，有当时的达官，新贵，和舞台上数一数二的红女伶，银幕上熠熠刺人的明星。我几乎每天都要出席一个以上的宴会，在那些宴会里我总是身份最高贵的，惟一的执笔杆的小女人。”——这些宴会，显然张爱玲没有参加，一则张爱玲懒于应酬，极少抛头露面；二则凡有张爱玲出席的宴会，也就轮不到她潘柳黛出风头——看看这年3月16日下午杂志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实录就知道了。

    聚谈会在新中国报社社宅举行，一座洋式住宅的石阶上，圆圆地放着十来张椅子，主持人是杂志的鲁风、吴江枫，参与者有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汪丽玲、吴婴之、谭正璧、蓝业珍，喝着茶，嗑着瓜子，不拘形式，随便地谈着。

    也就在这次会上，张爱玲说自己的第一次作品是发在1938年英文大美晚报上的个人历险，而第一篇中文作品是我的天才梦。她以为“女人的活动范围较受限制，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惟一泉源。”“好的作品里应当有男性美与女性美的调和。女性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家庭与恋爱，笔调比较嫩弱绮靡，多愁善感，那和个人的环境教育性格有关，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取材，则是“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

    她说话不多，然而一句是一句，言之有物，掷地有声。问到“最喜欢的女作家”这个问题时，明明白白地说最喜欢苏青——“踏实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而苏青也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潘柳黛坐在一旁，焉得不恼？如何不惊？

    她记起与苏青一起去张爱玲家做客的情形，当时她是怎么样地嘲笑讥讽张爱玲的装腔作势，她曾向苏青饶舌，而苏青亦是无可无不可地附和着的，于是她以为苏青同自己是一路。却原来不是！苏青居然“只看张爱玲的文章”那不消说，大抵自己背后诋毁张爱玲的话，苏青也是不赞成的，甚至可能透露给张爱玲的了。

    一个人恨另一个人，往往并不是因为对方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可能恰恰相反，是因为自己先做了有负对方的事情，预料对方是会知道而且会被得罪，于是先就把对方当做假想敌，恨起他来。

    潘柳黛便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同张爱玲结了梁子。

    “女作家聚谈会”完整的谈话记录刊登在1944年4月杂志第十三卷第一期，满城争说的，却只是“张爱玲”三个字；紧接着5月号万象上迅雨的评论与杂志上胡兰成的文章同期登场，更是掀起一股“张爱玲热”

    潘柳黛终于发飙了。

    她痛恨张爱玲的引人注目，痛恨胡兰成对张爱玲的青睐，更痛恨张爱玲的高贵，这心理就好比贾环明知不如宝玉，却又偏自取其辱地处处要同宝玉比，并且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

    一个妒忌的女人是不可理喻的，可以把对别人的尊重与友谊一起当炮弹射出去，哪怕陪葬了自尊也在所不惜。她不顾撕破面皮，写了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先是张冠李戴地把李鸿章和张爱玲的关系说成是“李鸿章的妹妹嫁给了某姓之后，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大之后，嫁给了姓张的男人，这姓张的男人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就是张爱玲。”（西按：其实是李鸿章的女儿嫁给张佩纶，而张爱玲是佩纶独子的女儿。参看本书第一章。）

    ——故意把关系拉远两层，然后再在一个伪造的姻亲关系上开骂，说“李鸿章既然入过清廷，对‘太后老佛爷’行过三跪九叩礼，口称道：‘奴才李鸿章见驾’，受过那拉氏的‘御旨亲封’，那么她的父亲既要了李氏的外孙女，所谓‘外甥像舅’，张爱玲在血液上自然不免沾上那点‘贵族’的‘仙气儿’了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说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

    又说“最可笑的却是当时文坛上有一个大名鼎鼎，颇受汪精卫赏识的作家胡兰成，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的，但由于他赏识了张爱玲的文章，便因而赏识了张爱玲，并且托‘仙风道骨’的邵洵美介绍相识，惊为天人，所以不惜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文中除了把张爱玲的文章形容成‘横看成岭侧成峰’外，更把她的身染‘贵族血液’也大大的吹嘘了一番。”

    “对于她的标榜‘贵族血统’，我从来未置一词过。但是这次忽然看了一向两眼朝天的胡兰成，竟用政论家的手笔，写了这样一篇神魂颠倒的软绵绵的捧场文章，居然也一再强调张爱玲的贵族血液，便不禁一时心血来潮，以戏噱的口气，也发表了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的游戏文章，以‘幽他一默’的姿态，把胡兰成和张爱玲都大大的调侃了一场。”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潘氏最痛恨的原来是“文坛上大名鼎鼎”、“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两眼朝天”的作家胡兰成居然也会对张爱玲“神魂颠倒”“惊为天人”这才真叫潘柳黛坐立不安——吟风弄月本是文坛中事，张爱玲名气再大、风头再健也还是圈中游戏，然而现在政坛上的人也被惊动了出来“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那可真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于是，潘柳黛醋意横流地先把胡兰成的独占当时“政论家第一把交椅”的事，大大捧场了几句。而后问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

    ——话说到这一步，已经一路往下作里走了。这种“幽默”简直浪荡！由此可知，当年张爱玲身边虽然簇拥着闹轰轰一堆赞好捧场的人，却多没有什么真心对她，连得过她好处的平襟亚与闺中女友潘柳黛也是这样想方设法地踩她，害她，贬她，那么胡兰成的相知相惜也就更衬得难能可贵了。

    同时也可以想象当年张爱玲所承受的压力——潘柳黛在文中暗示胡兰成与她的暧昧关系，她不可能不刺痛。

    她与胡兰成是在这年8月结的婚，有些仓促，或许也与这件事多少有些关系的吧——即使不想对世人交代，也要给自己一个明白。

    也许世人都认为她错了，也许她自己也曾悔过——她整个的一生留下那么多文字，却无一句提及胡兰成其人，至少是并不以他为傲的罢——然而，一个人一生中从没做过一件错事，那又有什么趣味？年轻的时候不任性，不犯错，又要等到什么时候？犯错是和出名一样，都是要赶早的事，宁可做错，也不要错过，不然，就来不及了。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张爱玲：更衣记）

    张爱玲，也不过是在菜市场一般的乱世客途中短暂地撒了一把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