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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雪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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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雕琢和经营。

    奇特的是,我对玉天生有种极高的敏感度和颖悟力,真伪好坏,往往一言中的,师傅教过的知识,过目不忘;师傅没教的,也可触类旁通。选玉辨玉,眼光奇准,连玉行最高级别的匠人也对我这初生牛犊不敢小觑。

    爷爷很是惊喜,感慨说我虽然是个女儿,可是不愧为唐家的后代,这便是天意了。从此不再提起那套重男轻女的老论调,也不许别人提,只一步步着意将家族生意交到我手上。这次进京宣传,便是一次重要的历练。

    可是没想到,一到北京就发生了这么多奇事。

    我有种感觉,来京好像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寻找一些失落的记忆。那些记忆,沉睡在我心灵的最深处,只等北京的风将它唤醒。

    同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秘密,一份深藏的渴望,尽管,我知道实现的机会是多么地微乎其微。那就是,我想寻找一个人,一个故人。

    躺在床上,我习惯性地取出一只木刻的小灯笼,点上蜡烛,看烛泪一点点滴落。

    烛光中,有张阳光般的笑脸对我开放

    恍惚又回到短墙旁。

    那年,我六岁,他八岁。相遇的地方,是家门前矮矮的篱笆墙。

    刚刚下过雪,空气中有种凛冽的清爽,钢蓝的,拍上去似乎可以发出脆响。

    他坐在墙垛上吹口哨,看到我,问:“你叫什么?”

    “丫头。”那时,我并不知道除了“丫头”外自己还有什么别的称呼。“你呢?”

    “张国力。”他答得很大声,气壮山河的。

    于是我觉出自己名字的土了,有些不服气,忙忙地补充:“我爸爸是大夫,会给人治病。”仍然问“你呢?”

    “我爸爸”他转了转眼珠。只有八岁,但经得多懂得多,已经很会顾左右而言他“我爸爸会讲故事。”

    “你会讲故事吗?”

    为了那些故事,我打开了篱笆门,消除了所有的隔阂与戒备。并且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小红帽,海的女儿,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是那个时候听来的。

    我记得很深。

    这以后我一直很喜欢看书,尤其嗜读童话,不得不说是得益于张国力的启蒙。只是,不知为什么,我看到的童话书往往和他当时讲述的内容有出入,后来我想明白大概是他记不清楚就故意东拉西扯。可是小时候我不会这么想,那时我坚信他是对的,而那些童话书翻译错了,真正的原版,是张国力版。

    除了故事,他还给我讲过很多新鲜的事儿。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识不知道比我广多少倍。他甚至去过遥远的哈尔滨,见过那种只有童话里才会有的冰雕的灯。

    “冰灯呀!”我神往地赞叹,又渴望地仰起头“你会做吗?”

    “我不会做冰灯,不过,我会做雪灯笼。”他说做便做,随手握起一团雪,捏实了,用小刀剜得中空,圆圆的,像莲花开,然后插上一根蜡烛,点燃,就成了。

    我忍不住拍着手跳起来:“雪灯笼,雪灯笼!”

    他笑眯眯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脸上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受冻,红通通的,耀眼,而他的笑容,那样灿烂明朗,没有一丝阴影,让我连天冷都忘记了。

    他笑着,忽然想起了什么,重新又掏出小刀来,一笔一笔,细细地,认真地,在灯壁上划下“张国力”三个字,很认真地说:“看,这就是我的名字。张国力!”

    张国力。那是我最初识得的字。忘不了。

    童年的心中,从此认定一尊神。神的名字叫张国力。

    张国力对我而言,代表了朋友,兄长,老师和情人。

    是的,虽然那时候还并不知道“梦中情人”这个成熟的词,可是的的确确,从此张国力一再地出现在我午夜的梦里,延续着白天的相聚。

    在农村,因为我家是外来户,因为我的南方口音,还因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没边没际的梦境,我自小是个孤僻内向的孩子,在张国力之前,并没有过一个伙伴。

    认识张国力的那天晚上,我好激动,千百次地对自己重复着:“我有朋友了,我有一个朋友了。”

    这个朋友来得这样及时,闪亮,而且,无所不能。

    他很会打架,曾经带着我打遍了所有欺侮过我的乡村孩子,而最特别的是,他却并没有因此成为农村孩子的众矢之的,反而成了他们的领袖。无论他出现在哪里,身边总会立刻聚集许多追随者。而我,则是最忠实的一个,对他言听计从,寸步不离,并且因为他对我的格外温和而无比骄傲。

    那么多的孩子中,他和我玩的次数最多,并不因为我是一个无用的小女孩而嫌弃。这使我更加死心塌地地崇拜他,曾经,童年最大的渴望就是可以永远同他在一起,日夜相随,永不分离。对我而言,靠近他,就靠近了温情,快乐,知识和幸福。

    他教会我许许多多的游戏,但最喜欢的一种,还是制作雪灯笼。

    那年冬天很多雪,我们常常做了雪灯笼来玩,搓着手,跺着脚,很冷,但是很开心。而且约定了,以后每年下雪都要做雪灯笼。

    可是,冬天还没有过完,他就忽然说要搬家了,他说,爸爸“摘了帽子”他们要走了。

    我不懂什么叫“摘帽子”只朦胧地知道是喜事。可是,我却一点也不高兴,哭红了眼睛拉着他问:“你还会回来吗?”

    他很认真地想了又想,忽然问我:“你今年几岁?”

    “六岁。”

    “好。再过十二年,等你满十八岁的时候,我就回来娶你。”

    “真的?”

    “拉钩!”

    我伸出手。两只冻得红红的小手指勾在一起,拉过来,拉过去。

    六岁,尚自情窦未开,却早早地许下了今世的白头之约。童稚的声音,奶声奶气,却十分庄严。“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一百年,很长了。一百年都不反悔,那是定定的了。于是放心地松开手,向地上吐一吐唾沫,再用力地跺两跺。

    不知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规矩,但是小孩子都信,历久沿袭。

    而且还有信物,是他亲手雕刻的一个小小的木头灯笼,莲花型的,外壁不忘了刻上他的名字:那气壮山河的“张国力”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夏天来时,我的家也搬了,一搬搬到台湾去,中间再也没回来过。

    台北的冬天没有雪,我常常以为自己会忘记他,可是每每提起笔,他的名字就会自动浮起,于是,我会用心地在纸上一笔一画地描出:张国力。

    字体童稚而执著,是刻意的模仿,他小时候的笔画。

    张国力。生命中最初的文字,一生一世,忘不掉。

    而那个木头木脑的小灯笼,更是刻不离身。

    那是媒定。一个八岁男孩给六岁女孩的媒定。在大人的眼中它也许只是一时之兴的玩物,可是我信,我永远记得那句“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的誓言,那是比任何山盟海誓都更加诚挚真切的,它们就像张国力的名字一样,刻进了我的生命中,永不磨灭。

    对雪灯笼的思念无时或忘,随着一天天长大,那种思念的意味渐渐多了别的含义。台湾的孩子早熟,早在初中已经开始学大人拍拖。当同学们都在精心实践自己的初恋故事时,我却将自己紧紧地封锁起来,抱着我的木灯笼苦苦地怀念小山村里的婚约,我告诉同学,我早就有未婚夫了,他的名字,叫张国力。他说过十二年后会来娶我。他到过许多地方,会很多本领,会讲故事,会打架,战无不胜,他说的话,一定算数。

    他说过,十二年后,会来娶我。

    可是现在,已经十七年过去了,他回去过那落雪的小山村吗?他还记得那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傻丫头吗?如果我带着我的木灯笼来到他面前,他还会履行当年的约定吗?

    蜡烛的泪已经滴干,烛焰叹息地摇了摇头,熄灭了。

    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做一个怎样的梦,不知道那个梦中的男人在今夜会不会终于回过头,他的样子,像张国力吗?长大的张国力,会是个什么样的英俊青年呢?

    我把木灯笼抱在胸前,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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