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悔不当初

孙中山先生下野。中山先生夤夜脱险，抵达海珠海军司令部；司令温树德陪着中山先生登楚豫舰，召集各舰长商决应变之策；第二天亲率7条军舰，回泊白鹅潭，炮击陈军。当双方炮火正烈之际，陈独秀派了一个本名张春木、改名张太雷的留俄”同志”到广州，专门为陈公博送来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陈独秀的亲笔，说是希望陈公博马上离开广东到上海；因为上海盛传，陈公博有助陈炯明叛乱的嫌疑。

    这一看，陈公博暴跳如雷，问张太雷说：“是根据什么证据，说我帮助陈炯明？”

    “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这样说；而且香港的报纸也登载过。”

    “许多国民党员是什么人呢？倒指出来给我听听。至于香港报纸，我知道是晨报；那段消息，我也见过，附陈的头一名是古应芬，其实古应芬跟陈炯明的关系虽密切，也做过他的政务厅长，但古是为广东全局，更是为了拥护孙先生；孙先生北伐，陈炯明不肯接济军饷器械，古力劝不从，这是他辞职到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炮轰观音山之后，他南下香港，后来又到江门组织大本营讨陈。你想，第一名古应芬就不是附陈叛变的人，何况排到第六，还不如第七名的我呢。”

    “这些情形，外界是不会了解的——。”

    “可是，”内心越来越激动的陈公博，抢着说道：“陈仲甫应该知道：我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而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上次陈仲甫来，要我陪他到惠州，我就以不见陈炯明为条件；惠州回来，如果不是我的劝告，他也许已经跟陈炯明站在一起了。你倒问他，他想联陈不联孙，问到我时，我是怎么说的。”

    “这些情形请你立刻离开广州，到了上海，当面解释，都清楚了。”

    “我不需要解释。广州我是要离开的，但不是立刻，我已经决定到美国去读书，护照要签证——。”

    “公博，”张大雷急急打断他的话说：“要留学何不去莫斯科；到美国干什么？”

    陈公博不答他的话，只说：“我附陈不附陈？陈仲甫知道；刚去了上海的谭平山也知道，何以他们两个人知而不言，让许多不了解我的人误会我！要朋友干什么？不就是在这种时候发生作用吗？他们两个人不但够不上朋友，连做人都有问题。”

    “公博，你不要激动，朋友之间，难免有误会。至于留学，我知道你对经济方面兴趣浓厚，学经济就不能不深研马克思理论，我劝你到俄国留学；我来替你安排。”

    “多谢你的好意。”陈公博一口拒绝，”我只想托你一件事，替我带封信给陈仲甫。”

    陈公博的那封信，长达一千余言，八行信笺写了二十多张；质问陈独秀记不记得问过他是联孙还是联陈；记不记得他的答复。后面附带大骂谭平山说：“我们做了朋友和同事多少年，连我的性格和主张都不清楚，我在广东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你应该完全了解；对于上海那种无稽之谈，何以默无一言？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这种卖友的行径，做个普通朋友都不配，遑论共同奋斗？我现在声明：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他不但信如此表示，而且正式通知广州的共产党党部，声明即日期不再负责。广州的共产党，大为震动，连夜召集会议；陈公博出席报告了经过。有些人很激动，主张广州共产党全体独立；陈公博因为深深感到一个有学问道德的人，像陈独秀那样，加入了共产党，就会变得不顾信义，不讲廉耻，所以下定决心，不但脱离共产党，而且不跟共产党人交往；他们独立不独立，与己无干，所以根本不赞一词。散会以后，只专心一志去办出国的手续。

    陈公博是在民国12年春天，由日本到纽约的，随即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院。他本来是专攻哲学的；进修却改了研究经济，而研究经济的目的，实在是研究政治。因为陈公博在研究伦理学及各国政治史以后，有了一个确信不疑的结论：除了责任没有道德；除了经济没有政治。

    研究经济当然要研究马克思主义。陈公博在道经芝加哥时，定购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与恩格斯合著的书在内。经过3年的钻研，马克思的主张，在讲责任、讲道德的陈公博心目中，几乎没有分文价值了。

    首先他发现，马克思所说中产阶级消灭的理论，是绝对欠正确的。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革命有几个阶段，最初是资本主义消灭了封建；然后是资本主义消灭了中产阶级；这时社会上就只剩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壁垒，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但美国的实际情形，及统计数字告诉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出世后，中产阶级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增加到了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其他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大致亦是如此。原来马克思没有想到，科学技术，会飞跃进展；技术工人的工资，超过若干自由职业者的收入，这班工人自然逐渐变成中产阶级。马克思所引为革命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人，有谁愿意由中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

    第二个发现的是唯物辩证法的不合逻辑。陈公博是哲学系出身，很容易地将唯物论辩证法的”娘家”找了出来；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辩证法，源于他的老师黑格尔的学说，其实这个辩证法是由希腊形而上学的学者芝诺所发明。

    黑格尔的辩证，一切进步都由于矛盾；由矛盾才会产生真理。因此辩证法有正、反、合三个面；正、反的矛盾，产生真理便是合；但马上又有一个反面出现，形成矛盾而产生另一个合。这样相反相生，永无休止；所以共产党不断制造矛盾，不断展开要斗争。但马克思推断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有无产阶级的反面；矛盾没有了，斗争也停止了！这不是不合”正、反、合”相反相生，永无休止的逻辑？陈公博认为，共产宣言不过是对工人的煽动宣传，决不是真理，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第三个发现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是平面的、浮浅的观察。他认为一个工厂的盈余，都是厂主剥削工人而来的。在一个小小的纯以劳力为主的工厂，这个理论还有点相似；但施之于大企业，则马克思的理论，完全失去了根据。譬如烟酒专卖，剩余价值很多；能说所有的盈余，都是由工人日常工作而来的吗？当然不是！诸如国家赋予的独占权、技术、增加生产、减低成本的企业管理方法、广告等等，都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因素。岂能一笔抹煞？

    不过陈公博亦有困惑，这些道理是极浅近的：何以马克思会看不透，发出如此论调？及至深入研究，方始恍然；马克思流亡在英国写资本论时，正当产业革命初期，确有这些剩余价值的现象，以致他据为定论。资本论就算有价值，也是一时的；纯经济的学识，不管是亚当斯密的原富，或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会四海皆准，古今不变。陈公博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富强之道，只有民生主义。

    “我与公博同感；不研究共产主义，不知民生主义之可爱。”周佛海说：“我在京都研究了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以后，对共产党的一切，就渐渐疏远了。在黄埔军校成立后，我应戴季陶先生电邀，回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当时第三国际的代表是鲍罗廷，我跟他大辩论过几次；我告诉他——。”

    周佛海告诉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社会革命；国民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所需要的是后者，不是前者。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在当前并不需要农民对地主，与无产阶级对资本阶级的斗争。那样会将力量抵消，适足以予敌以可乘之机，使得外患内忧，更加严重。共产党如果真想跟国民党合作，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全力来参加国民革命。

    鲍罗廷自然不会同意这一看法。在经过几次激辩后，周佛海发觉第三国际仍是以苏俄为本位；完全没有顾到中国人的愿望。因此，周佛海正式提出退出共产党的通知。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深夜去敲周家的大门，将周佛海从梦中唤醒，苦苦相劝。可是一直磨到天亮，周佛海依然无动于衷，周恩来只得怅然而去。

    “我自问对国民党是有贡献的，不过我也必须坦白地说，这一份贡献并不能抵消我在组织中国共产党上造的孽。”周佛海又说：“最教我耿耿不安的是，煽动了许多纯洁青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开会；其中有三十多人，后来到了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中国班，经过瞿秋白的翻译，学习马克思理论；虽然也有迷途知返的，但大多数在以后成了中共最坚强、最有力的干部，像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就是。想不到那年我不过化了一个月不到的工夫，在长沙、武昌、安庆、芜湖、南京跑了一圈；会留下这么深的祸根。我很惭愧地公开这一段经过，是表示我的忏悔，我对不住国家，尤其对不住我的家乡湖南。老实说，今天我追随汪先生从事和平运动，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在反共。希望司徒博士到了重庆，为我解释我的心境。”

    对于周佛海的悲苦激昂的神情，司徒雷登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即接受了他的要求；同时定下了下一次晤面的日期：2月24日。

    汪精卫的话很漂亮，只要有利于全面和平，他怎么样都可以。周佛海向司徒雷登重申了12天以前的承诺以后，也提出了他个人的意见和立场。

    “请你在竭见蒋先生的时候说：南京的中央政府，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与重庆之间讲和的障碍，同时请你劝蒋先生，不要因为日本遭遇困难而轻敌；也不要根据个人恩怨来决定大计。”

    “好！”司徒雷登也很郑重地回答：“我一定把你的话带到。”

    “请问周先生，”傅径波问道：“新的中央政府大概在什么时候成立？”

    “下个月。”

    “这么快？”傅泾波讶异地问。

    “是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周佛海的两句回答，语气简单有力，听上去充满了信心；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组府”的工作，问题重重，其中日本怕刺激国民政府，关闭了和谈之门，不愿过于明显地表示支持，是最基本的症结。影佐祯昭在国内所受的压力甚重；他倒是讲”道义”的，始终支持汪精卫与周佛海，无奈以他的地位，发言的力量有限，因此，周佛海必须另外寻日本方面的关系，但效用有限。

    另一方面，中日直接谈判停战的消息，在上海及香港方面，甚嚣尘上；以致有好些人，原定参加”新中央”的，亦不免迟疑观望。汪系人物中，比较冷静的，看出形势不妙，向周佛海作了警告。

    “现在的情形是，前台已经在打通了，不知道多少人在等着看这台戏；可是后台的角色还没有齐，有的来过又走了；有的虽然来了，在那里抽烟、喝茶闲聊天，不肯扮戏，如果角儿再不出场，观众一走散，这台戏根本就唱不成；那时怎么下台？”

    周佛海也明白这个道理，听了这番警告，越觉得事不可缓。决定走一步，算一步，尽快将开锣戏先推了出去；在”干部会议”中提出建议：2月20日开”中央政治会议”；3月26日”还都”

    于是，在2月18那天，周佛海继汪精卫之后，坐了飘着”太阳”标帜的军用机，飞到南京；在明故宫机场降落时，

    “还都筹备委员会”的”总干事”罗君强，亲自来接；上车进城，直趋首都饭店。那时的南京，正是满目疮痍；而周佛海还是劫后初见，因为自从搞和平运动以来，他一直住在纸醉金迷的上海，从没有机会来看一看日本军队干的这些好事！

    当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在汽车中，一直没有开口；到得一处叫西流湾的地方，他突然喊道：“停一停！”

    罗君强懂得他的意思，随即问道：“是要回老屋看一看？”

    所谓”老屋”其实还不到十年；是周佛海在”一二八”以后起造的。房子不大，却有一个地下室；当时高级住宅有地下室的，真是绝无仅有，因此当”八一三事变”一起，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便有周佛海的许多朋友，到周家来避难，有的是搬了进来住；有的是晨至夕归；至于临时来逃警报的，更是不知其数。

    平时每天必到的，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武的有：朱绍良、李名扬。武的不谈政治、文的则对抗战前途，多抱悲观，主张到了相当时机，结束中日事变。当举国都在要求”抗战到底”群情愤激之中，独有这一批人，在地下室里，压低声音谈如何”和平”因此，胡适之戏称周家是”低调俱乐部”

    如今劫后重归，周佛海回想当年，主张和平亦不过等于处士横议，在蒋委员长坚强的领导之下，这根本就是渺茫无据的事。而现在居然实现了；虽然只是”局部和平”但世事的变幻莫测，也就足以令身历其境的人，低徊感慨于无穷了。

    “桃花如故，流水依然！”罗君强用安慰的语气说道：“只不过一片竹林没有了；我计划替你补植。”

    “就算景色仍如当年，但要跟那批老朋友重新在这里饮酒剧谈，就不知道哪年哪月了！”

    3月19日，周佛海陪着汪精卫去谒了中山陵；回到首都饭店，发现犬养健在等他，脸色凝重，一望而知有极要紧的话要谈。

    于是，周佛海另外要了一个房间，将犬养健邀来，闭门叩询来意。

    “今井、臼井两君，到香港去过了；跟重庆方面的代表，有过好几次接触，据说谈得很好，大约在23、或者24，一定有停战的消息。因此，”犬养健很吃力地说：“派遣军总司令部方面，希望组织政府的工作，能够延期。”

    一听这话，周佛海如当头被迫了一盆冷水，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样一件大事，你们在进行之前，进行之中，居然一点风声都不露！这真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的诚意。”周佛海又问：

    “今井、臼井到香港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的。”

    周佛海越发不悦：“我们是朝夕见面的人，你居然从来没有提过！”说罢，微微摇头，显示了他的强烈不满。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的。”犬养健这样辩解，”你在日本跟臼井见过面；而且你不是也派了人在香港活动？应该有情报送回来给你。”

    “我跟臼井见面谈过对重庆的和平问题，但仅止于谈而已；并不知道你们已经采取行动，至于我派人到香港，主要的是想托钱新之、杜月笙向重庆转达我们只为和平，不谋权势的诚意。并不是去做情报，更不是去做日本人的情报。”

    “这，”犬养健赧然说道：“倒是我们这方面误会了。”

    徒然指责，一无用处，周佛海自我抑制地将情绪平复下来，方又问道：“派遣军总司令部方面，希望延期到什么时候？”

    “延至4月15。”

    今井他们在香港所接触的重庆代表是谁？”

    “一位舒先生。”犬养健说：“我带得有他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应臼井之请，派人在门缝中所偷摄，人影模糊不清，只能辨出他的身材又矮又胖。

    “那位舒先生是——。”

    听犬养健将”舒先生”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以后，周佛海明白了，”你所说的那位舒先生，我也认识，不过不熟；那人是富家子弟，风度翩翩，决不是照其中人。”他略停一下又说：“就算真的是他，也算不了什么，那舒先生是极不重要的一个人。”

    “可是，他能跟顶顶重要的一个人，直接讲得上话呀！”

    “哪有这回事！”周佛海不由得失笑，”讲得上话，也不过谈谈家常。你们把中国的事情，也看得太简单了。”

    犬养健是爽然若失的神情，楞了好一会，方又问道：“周先生，关于4月15日的限期，你看如何？”

    “如果今井跟臼井，在香港所接头的人，确实是经过蒋委员长同意而派出来，并且可以负责的，则和平有期，不要说4月15，根本不组织都可以。但对方既是毫无分量的人，所作的承诺，大可怀疑，因此而延期组府，则和平既不可期，组府又归于失败，两头落空，大大失策。”

    “是的！”犬养健深以为然，立即作了个提议：“约影佐来谈谈？”

    周佛海亦正想到此人，因为日、汪之间正式的桥梁是影佐祯昭，谈这件事当然要听取他的意见，或者说要争取他的支持。于是周佛海一通电话，影佐立即赶到。

    影佐也是深知”双井”的活动，所以长话短说，立即谈到了延期的问题。

    “明天开中央政治会议，26日成立新政府；延期到4月15，只不过20天的工夫。”犬养健说：“如果反对4月15之说，似乎要有坚强的理由，才能获得派遣军方面的谅解。”

    “政治是变幻无常的；最需要当机立断，片刻都拖延不得，何况20天？”周佛海说：“如果能拖延20天，我为什么不让军方满意，而要故意反对？无奈实际的情势是，大家都已经知道，3月份之内，必定还都；到时不能实现，必致崩溃，因为现在由于直接谈和的传说很热闹，预备参加新政府的人，很多在观望之中，经不起风吹草动的。”

    “周先生的意思是最迟延到3月31日？”

    “可以这么说。”

    “大佐的意思呢？”犬养健转脸问说。

    “我同意这个限期。”

    “如果，23、24有停战的消息呢？”犬养健问：“是照常组府，还是再往后延？”

    “决不可能有什么停战的消息。”周佛海笑道：“今井和臼井，让戴雨农在香港的特别代表玩弄于股掌之上，莫非至今不悟？”

    “如果说，二十三四有停战消息，另当别论。”周佛海又说：“倘使没有，顶多再等一两天；在3月底以前，有足够的时间，来证明今井、臼井的工作，已经失败。根本就不需要延到4月15。”

    这番话相当透彻，犬养与影佐再无话说；但为了郑重起见，3个人又一起去见汪精卫，征得同意，方由犬养去答复派遣军总司令部。

    第二天开”中央政治会议”会期3天，第一天决定还都日期，公议定在3月30日，是黄花岗72烈士气义的第二天，表示”新政府”仍旧是由国民革命而产生；是一种很巧妙的”号召”手法。第二天通过政纲、及政府组织，交通分为交通、铁道；实业分为工商、农矿，平空添出两名”部长”以便”摆平”各党各派。

    第三天通过各部会人选。散会后”新贵”弹冠相庆；热中者奔走钻营，夫子庙纸醉金迷、热闹非凡。但周佛海这一天通宵睡梦不宁；因为下一天就是3月23，照犬养说，如果真的有此震惊天下的大消息，在南京要唱的这出戏，就不知如何收场了。

    “怎么样，”周佛海在电话中问犬养健，”有消息没有？”

    “跟臼井还没有联络上。”犬养答说：“跟东京方面约定了，晚上9点钟再联络。”

    9点未到，犬养有电话来了，说跟臼井已取得联络；消息虽还没有，臼井并未绝望。因为”舒先生”那方面的答复，要经过一条迂回的途径；在传递上，很费时间。

    “那么，到底在什么时候灰尘可以落地呢？”

    “总得到后天。”

    “后天是25。好吧，”周佛海说：“我等到后天午夜12点。”

    在以后两天中，犬养及影佐，不断与派遣军总司令部及东京方面联络，找到臼井，说尚无消息；不过要跟今井见了面，方知究竟。于是他们移转目标，去找今井；影佐的梅机关在东京有个代表，名叫冢本，奉命四处搜索，直到3月25的深夜，方在一家料亭中找到今井，酒已经喝得舌头都大了。

    “大佐，”冢本因为影佐催问甚急，明知今井已经半醉，亦仍旧要问一问：“关于桐工作——。”

    “马屁！”今井暴声喝断：“什么桐工作！你没有看见我用酒在浇我胸中的块垒吗？”

    “桐工作”本来是”和平”工作的试探；希望落一叶而知天下秋，但是，这一片桐叶终于未曾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