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进退维谷

，里面没有人，却有陈设，最令人触目的是，床上放着一束用黑丝带扎住的鲜花。不用说，这就是曾仲鸣舍身护汪之处。

    4月20夜间，越南总督府接到巴黎的训令，同意汪精卫离境；他雇的那条船”哈芬号”亦已取得离开港口的许可。为了安全起见，”哈芬号”上的中国水手，全部解散，另外雇用安南籍的船员。此外还要准备食物、清水，需要3天至4天的时间。因此，周隆详与影佐约定，4月25一早开航，中午在离海防5海里的一个无人岛的海面，与”北光丸”会合前进。

    但是，那天中午，”北光丸”由中午到黄昏，无线电不断发出约定的密码搜索，始终联络不上。影佐大为焦急，要求船长继续发电；不久收到回电，但非来自”哈芬号”而是海防海军司令部的警报；如再发出意义不明的电码，将派驱逐舰采取行动。”北光丸”无奈，只好放弃搜索，向东航行。

    东面便是海南岛，”北光丸”从海南岛南面穿过这段海域，需要3天半的时间；这3天在影佐的感觉中，比3年还长。到了4月29，是昭和天皇的生日，日本人称之为”天长节”一早，船长备酒庆祝。犬养便问：“、哈芬号为何联络不上？是不是出事了？”

    “是不是出了事，现在还难以判断；因为这条船的船龄大了，无线电陈旧，性能不佳；距离稍远，就无法通报。”

    “那么，”犬养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下来等一等呢？”

    “停下来不是办法。”船长答说：“以我推断，哈芬号的吨位太小，每小时只能走8海里；这几天海上的风浪太大，哈芬号极可能采取北面航线，那就怎么样也联络不上了。”

    船长指点海图，一看就明白了，”哈芬号”如从海南岛以北，雷州半岛以南的琼州湾穿过；由于南面陆地的屏障，风浪当然要小得多。但是，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挡住了强风，同时也隔绝了电波，这可能是两船无法联络的真正原因。

    明白了这一层，犬养的信心大增；濒于绝望之境的影佐，亦萌生一线希望，中午未到，便与船长集中在无线电室；一过中午，”北光丸”便将越过海南岛，到达东经111-的位置；辽阔的海洋中，将无任何障碍阻隔两船的无线电波。

    1分钟、1分钟地数着，到了下午3点钟，一直脸色凝重的报务员，突然出现了惊喜之色：“联络到了！”

    果然，如船长的判断，”哈芬号”是取道琼州湾。当时约定在汕头附近的碣石湾会合。

    于是”北光丸”以全速前进，当夜到达碣石湾；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哈芬号”才到，将周隆庠与陈昌祖接到”北光丸”才知道开船就迟了好几个钟头；及至开航，不是浓雾，便是大风，这条小船居然能与”北光丸”会合，真是邀天之幸。

    “哈芬号太危险了！性命等于是捡来的。”周隆庠说：“汪先生已经同意改坐北光丸到上海。”

    影佐心里得意，他在想：汪精卫一生三翻四覆，开头都有他的一套理想；似乎特立独行，表现了中国读书人的起节。但他的理想，往往经不起考验，极容易为环境所支配，现实所屈服，譬如这一次说不坐日本船到上海；其实要坚持亦不难，大可在汕头暂住，自己另外安排交通工具；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照此看来，只要汪精卫一上了这条船，就不怕他不就范。

    但汪精卫却自以为还大有可为；在”哈芬号”做了一首七律：“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诗的题目叫舟夜。汪精卫向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失意得意不知在大海中度过多少个”舟夜”所以说”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是指重庆和蒋委员长；日军猖狂便是”风仍恶”对”舵手”虽无谴责之意，但已肯定了掌舵极难。不过在他认为已发现了一线光明——近卫是他的”镫塔”；可惜”镫塔”上的光，不是越来越强，无端跳出来一个平沼，成了浮云掩月之势。

    “良友”自是指曾仲鸣；”百年沉”是指元朝——统一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于1260年；至1368年元亡，历时106年。他的意思是，眼前恰如宋之亡于元；一定要亡于日本了！因而用了”重见”的字样。

    这当然是正好经过”零丁洋”的感触；但他自负比文天祥有办法，不必作”零丁洋里叹零丁”之叹。至于”检点平生””未尽”之”心”就是从未真正满足过领袖欲；这一次大概可以”满足”了。

    平时周佛海早已到达上海，展开活动；罗君强在这年初春，公然跟他一个姓魏的长官要了600元旅费，飞到香港，作了周佛海的主要助手。当时日本方面跟周佛海联络的是西义显；因为高宗武最初赴日的任务，对蒋委员长有所报告时，都由周佛海经手转呈，而西义显对高宗武的情况非常清楚，所以由他跟周佛海联络，最适当不过。

    4月初，西义显坦率地告诉周佛海，日本方面对高宗武已失去信心；以争取蒋委员长来主持谈和的”高宗武路线”已遭拒绝。问周佛海今后的和平运动，应该如何做法。

    在影佐祯昭已上了”北光丸”专程赴河内去接汪精卫时，西义显这话无异明白表示，日本已决定扶植汪精卫。事实上这也在周佛海估计之中；今后如何做法，在陈璧君几次到香港，在九龙闹区尖沙咀的住宅中，与周佛海、梅思平筹议已熟，此刻是向日方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周佛海说：“采取言论的和平运动，为汪先生的原案；但我以为，只有言论，尚感不够。应该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和平工作。”

    这就是所谓”周佛海路线”；实际上是”陈璧君路线”甚至也可能是”汪精卫路线”——汪精卫夫妇对他们的追随者，唱了一出”双簧”汪精卫采取”言论的和平运动”：陈璧君私下表示应该采取”实际行动的和平运动”而对外则由周佛海作陈璧君的化身，提出”组府”的”周佛海路线”藉以掩护汪精卫。

    周佛海对西义显的具体说明是如此：“如果日本政府能忠实履行近卫声明，我们亦可成立强有力的政府。但近卫的这份声明，分量还嫌不够；对最重要的撤兵问题，竟避而不谈，评价值已大为降低。倘能恢复我们所提原案，并忠诚付之实行，则庶几中日事变可以解决。现在汪先生既已出面主持，应飞往东京，直接征询日本最高当局的意见；如果认为条件不能接受，仍可返回民间的和平运动。如果日军能保证并尊重我们政治独立，即应毅然到南京组织政府。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准备向汪先生建议，请他接受。”

    如果汪精卫肯作东京之行，便有”朝拜”的意义在内；仅在宣传上便可获致钜大的利益，所以日本方面毫不考虑地表示”欢迎”汪精卫到日本访问，有了这个承诺，周佛海的活动便更积极了。

    由于”兴亚院”拨来的”关余”每月有300万之多；经费宽裕，易于结客，周佛海拉拢的人很多。但比较重要的，只有4个，一个是无锡人赵正平，”维新政府”的”教育部长”；他是民初陈英士任沪军都督时的幕僚。周佛海与他的侄子，地方自治专家赵如珩在日本同学；赵正普通过这层关系，与周佛海接上了线。

    第二个是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由他的关系，又拉拢了一批清朝末年达官贵人的子弟，如杨士气的侄子杨毓恂等人。第三个是大夏大学的校长，章太炎的侄女婿傅式说；他是”日本通”之一，浙江温州人，与梅思平小同乡。

    第四个是富滇银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袁砚公。他跟前面三个人不同，赵正平是过气政客；岑德广是纨绔”遗少”；傅式说虽为大学校长，而在学术界并无多大地位，号召力有限，而袁砚公是龙云及云南大老李根源的驻沪代表，他之参加”和平运动”可能会影响云南的稳定，因而为军统判为制裁的对象，而且很快地被执行了。

    但在中下层”干部”方面，由于自正金银行提来，整箱簇新联号的交通银行10元钞票的魅力，到设在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兵买马机构来登记的却很不少，筹备”组府”的初期，足已够用。但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粉墨登场的初步条件，虽已具备；而且陈璧君在内，周佛海、梅思平在外，交相”劝驾”；汪精卫却临事踌躇，不敢轻发。因为过去在政治上的翻覆，毕竟是在国内；如今却牵连到外敌！汪精卫不好货而好名；清夜扪心，不能不想到”身后是非”

    陈璧君心里雪亮，汪精卫要一个人来壮他的胆，这个人若非顾孟余，就应该是陈公博。顾孟余的态度很坚决，早有”割席”之势；而且陈璧君于汪系人物，唯一所畏惮的也只是顾孟余，不敢自讨没趣。因此，集中全力在陈公博身上下工夫。

    到了香港，陈璧君去看陈公博，谈到组府问题，陈璧君表示汪精卫并无成见，决定召集一次干部会议，以多数的意见为意见。陈公博便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谈到汪精卫个人的利害，滔滔不绝地举出不应”组府”的理由。

    陈璧君一直不作声；等他讲完，平静地说一句：“你自己跟汪先生去说。”

    陈公博默然。于是陈璧君展开”攻势”极力相劝；说只有陈公博对汪精卫是有说服力，而这分”说服力”只有在促膝倾谈时，才能发挥。

    陈公博考虑了好久，终于还是拒绝了。

    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一方面由汪精卫打了电报；一方面由陈璧君再度作香港之行，向陈公博提出要求，如果他真的不愿参加干部会议，希望他派一个代表。

    这时在香港能够代表陈公博发言的亲信，只有一个何炳贤。但是，何炳贤不愿淌浑水，一口拒绝。

    禁不起函电交驰，只是动之以情，陈公博便又再一次去挽请何炳贤作代表，仍然遭到峻拒。何炳贤的理由是：去也是白去；因为如果能有几分之一的希望，劝得汪精卫悬崖勒马，还值得去一趟，无奈汪精卫的至亲，如陈春圃等人，已经在放空气，说汪精卫在离开重庆之前，有一封信留给蒋委员长，中有”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的话；所谓”难易”汪精卫的解释是，在本位工作上坚持到底，大不了一死殉国，这一点容易做到；将个人的一切抛开，明知岂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比较难了。由此可知，汪精卫已经决定”组府”了；召开”干部会议”完全是表面文章。

    此外有人为陈公博进一步指出，陈璧君只是利用陈公博。因为目前在汪精卫身边得势的周佛海与梅思平，都不是汪精卫的基本干部；梅思平分量不够，周佛海历史甚浅，他是西安事变后，汪精卫由欧洲兼程返国时，奉蒋委员长之命到香港迎接，因为谈得投机，才逐渐接近，过去并无渊源。既然如此，这个”干部会议”所作成的决议，汪精卫是可听可不听的；换句话说：“组府”不”组府”完全是汪精卫个人的事。

    但如有”陈公博”之字牵涉在内，情形就不同了，即令是代表，即令是反对”组府”总还有一句话好说：“当时干部会议”陈公博也派了代表参加的”这个藉口可以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汪精卫的组府是陈公博他们都赞成的。

    话虽如此，陈公博终于忍受不住情面的压力，苦劝何炳贤为他去了却一笔”人情债”又说：不去有”默认”之嫌；去了，提出反对的理由，态度鲜明，是非自有公论。这个说法很有力；何炳贤终于同意，充当以陈公博代表的身分，参加了汪精卫的”干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