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全面求和

刊。

    当然，有许多事业上的，交情上的亲友来打听他停办平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金雄白只说：“就是停刊辞上的那些话。”

    停刊辞上的话，有几句的弦外余音，耐人寻味，而终于为宪兵队识破机关；金雄白亲自执笔的这篇文章中说：“国家如果需要我们，我们将随时期而效劳。”这句话便是指改办印刷所而言；日本宪兵队认为语意暧昧，大动疑心。最不巧的是，杜月笙恰好在平报停刊之前，到达浙东淳安；此地是戴雨农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所以杜月笙此来极可能是为了策划东南地区，特别是上海方面如何接应国军反攻，而平报迟不停，早不停，恰于此时停刊，其中定有关联，已决定采取行动，要求金雄白解释——解释得不够圆满，座上客立刻就会变成阶下囚。

    得到这个消息，金雄白又惊又喜；但亦不无疑惑，杜月笙的健康状况极差，溽暑之际，长途跋涉，来到这个生活起居及医疗条件，远不及重庆的浙东小城，有必要吗？如说指挥策应，仅有电台可用；而且在重庆有副完整的班底，应比在淳安方便得多。于是，金雄白首先就找唐世昌去打听；证实了杜月笙已到淳安，一行7人，除了两名佣人以外，其余是顾嘉棠、叶焯山及一个胡秘书、一个名片而为名医的庞医师，都是金雄白的熟人。

    谈到杜月笙何以不坐镇重庆，遥为指挥，而须亲临并不能发生太大作用的浙东；果然有段内幕。

    民国34年夏天，财政部决定调整”黄金储蓄券”的价格。原定的办法是，存入法币两万元，期满取黄金一两；调整的幅度是百分之五十，每两三万元，一日之隔，升值一半，自是暴利。

    这当然是绝对机密的决定，但有极少数的人，或者消息灵通；或者脑筋灵活，仍旧大发利市。有个省银行的经理姓潘，接到财政部长从重庆来电话，垂询一事；谈完了，部长问道：“黄金储蓄券销得怎么样？”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潘经理随口回答。

    “你查一查，没有销出去的都把它收回来好了。”

    “是、是！”挂断电话，这潘经理心想，抗战以来政府销各类公债；销”美金储蓄券”唯恐销行不尽；何以对”黄金储蓄券”竟似不愿多销？看起来此券身价看涨。法币日益贬值，倒不知收买”黄金储蓄券”保值为妙。

    这样一盘算，立即调动了一笔头寸，将分销各处的”黄金储蓄券”都由他一个人包了；而且发了一个电报出去：“本行承销黄金储蓄券悉数售出，特行报备。”没有几天，财政部正式公告，调整黄金储券价格。这个潘经理一念之间，发了一笔大财。

    消息灵通的人之中，有一个是专为国家银行印钞票的大业公司总经理李祖永；这天周末中午餐会，无意之中听得有关金储券的一言半语，判断下星期一就会调高售价。他自己不敢捡这个便宜，将这个情分送了给杜月笙，仆人密语，坚劝杜月笙以一千万法币购进500两，转眼之间，可净赚黄金170两。

    170两黄金，自不在杜月笙眼中；但以李祖永如此热心，不忍在他头上泼冷水，便开了一张通商银行一千万元的支票交了给李祖永。

    到得第三天财政部的公告一发布；那就像赌场里开了一宝大冷门一样，顿时轰动；而且很快地谣诼纷传，说事先消息走漏，有某人某人藉此大获暴利。佐证是：一向销路不太好的黄金储蓄券，在上星期六，销数突然到达一个高峰。这一下惊动了监察委员，立即展开调查；杜月笙所开的那张一千万元支票，亦在被查之列。

    不久，监察院公布了纠举书，指摘财政部此次办理黄金储蓄券每两加价一万元，事先泄漏机密，以致加价之前的星期六一天中，黄金储蓄券销数，突然大增；个中必有弊窦，显而易见。同时列举加价之前一二日内，大量购券人的九名商号，”杜镛”二字，赫然在列。

    这自然是报纸的头条新闻；而由于有杜月笙的姓名在内，更惹人注目，一时茶余酒后的闲谈，莫不以此为话题。杜月笙是名誉心极重的人，身经这种尴尬而又窝囊的丑闻，真如佛头着粪，万般无奈；精神上的抑郁沮丧，为”八一三”以来所未有。

    当然，监察院既有表示，司法方面不能不问；重庆地方法院检察处，着手侦查此案。杜月笙既然”榜上有名”将来起诉，势必亦在被告之列。他心里在想，到那时消息传开来，上海滩上传一句：“杜先生吃官司哉！”三千年道行，打得精光；胜利以后，还有什么脸回上海？因而忧心如焚，形神憔悴；最苦的是，这件事不能托人情，一托人情便见得自己情虚；同时也不能向友好解释，一解释揭穿真相，便等于出卖了李祖永，而人家是一片好意；这种江湖上视为”半吊子”的事，打死杜月笙也不肯做的。

    结果是，他自己绝口不提；至亲好友亦讳莫如深，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僵局，而就在传闻侦查终结，即将提起公诉，杜月笙自忖黄鳝修行，化到龙身，而终恐不免又堕泥涂之际，突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

    那时正是小矶内阁垮台以后不久。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来通知杜月笙，委员长召见。如其晋见回来，杜月笙的神平安静了；但对蒋委员长跟他说了些什么，一字不提。不过，不到一星期的功夫，国民政府总务局长陈希曾亲自送来一本密码；这表示杜月笙将有远行，而此行的任务，是可以用这本密码直接报告蒋委员长的。

    那么是到哪里去呢？有人问他，杜月笙摇头不答。但根据各种迹象，大致可以推断他是作东南之行；而任务是在策应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

    为什么推断是策应盟军呢？因为一年以前，在麦帅总部情报部门工作的昆丁-罗斯福少校——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的孙子，在美国曾通过”钨沙大王”李国钦的关系，请杜月笙的一个在美留学的儿子杜维新，出信介绍昆丁-罗斯福给他父亲。

    在重庆见面以后，昆丁-罗斯福坦率地提出要求，希望杜月笙接受美国政府的委任，负责在上海地区策应盟军反攻的工作。杜月笙很委婉地谢绝了，但答应以盟友的立场，提供情报上的相互便利。当然，这番说法，是征得戴雨农同意的。因为有此一段往事，衡诸当前局势的发展，所以大家对杜月笙东南之行的任务，有这样一种猜测。

    这个猜测是正确的；有些人不说，此为出于戴雨农的策动，这个猜测也是正确的，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戴雨农请示蒋委员长召见杜月笙，别有深意。

    原来戴雨农与杜月笙缔交以后，在为国宣劳方面，始终合作无间；但在私交上却曾有过波折。为了高宗武事件，杜月笙未让戴雨农经手，彼此耿耿于怀，戴雨农觉得杜月笙不够朋友；而杜月笙也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不让戴雨农经手，总是伤了朋友的面子，他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度量，一直在想，总要为戴雨农好好帮个忙，朋友交情上才有交代。

    偏偏要帮戴雨农的忙就不容易。他的工作，若说要帮忙，个个要帮，那怕穷乡僻壤，不知天下之大的一个村妇，说不定对他的一桩重要任务，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要人帮忙，谁也帮不上忙。但终于有一次，杜月笙帮了他一个大忙。

    事起于一个有”财神”之号的显要，与戴雨农发生了严重的误会，有解职听勘的可能；杜月笙得知其事，神思默运，看准了”财神”是忠厚长者，事虽凶险，却不难化解；于是一方面安慰戴雨农，表示要在他身上”掼沙蟹”一方面悄然奔走，运用灵活的手腕，以及他的具有特殊逻辑的说服力，从中斡旋，结果不但使得误会涣然冰释，而且为戴雨农挣得一个十足的面子。

    这一来便轮到戴雨农觉得欠杜月笙的这个情，非报不可。这一回出了这么一件窝囊事，戴雨农将心比心，最了解杜月笙的心情；今日之情，不是法律问题，不是是非问题，也还不是面子问题，而是要怎么样才能使得杜月笙心里不觉得委屈的问题。

    于是找到一个机会，在领袖面前，从容进言：大局到了紧要关头，盟军一旦在东南登陆，国军反攻，不能缺少上海社会上多方面的配合；而上海方面的动员，又不能缺少杜月笙的号召。不过最近他有无妄之灾，心情不好，加以天气又热，他的健康状况又差，即使肯去，只怕鼓不起劲来；如果委员长能召见，当面慰勉，杜月笙感恩图报，卖命都肯的。

    杜月笙深知人生在世，没有人一生处顺境；但也没有人一生都在逆境。安身立命的良方，是懂得加减乘除的道理，行有余力，多加多乘；遇到该减当除之际，自会有所弥补。若说”杜月笙吃官司”这句话是奇耻大辱，那么”委员长召见”就是无上光荣；最要紧的是”委员长召见”正当知道”杜月笙吃官司”将成定局时，这就表示蒋委员长知道他是冤枉的，召见而赋予为国效劳的任务，便等于为他作了洗刷；司法如何处置，无足介怀了。

    他又在想：以戴雨农相知之深，自然了解，照他在抗战以来的表现，不要说是到东南去策应敌后；哪怕让他假”落水”真”卧底”回上海去做”汉奸”只要戴雨农说一句话：“月笙哥，这件事对国家的关系很大，非你不可。”他也会答一句：“好！雨农兄，格末侬说哪能就哪能。”既然如此，又何用惊动蒋委员长，特地召见？

    这一自问，自会恍然，戴雨农是将他的心境体会到至深至微之处，才苦心以这样的安排。当然，这件事只有心照不宣；事前事后，戴雨农都不能说的。这就是所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也就是他一向深认不疑的加减乘除的道理。

    为了保密起见，杜月笙是带着4名随员、两名片从，单独从重庆出发，循川黔公路经綦江、桐梓、遵义而到达贵阳，与戴雨农相会合。

    在一起的还有”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负责人，海军准将梅乐斯。

    前一年”财神”与戴雨农发生严重误会，别有因果；但使得戴雨农几乎栽跟头的一事由，却是为了梅乐斯与他的部属。请了人家来，自然要有地方给人家住，但供给的住处，总不能让洋人上露天茅坑，起码要有简陋的卫生设备；事机紧迫，又为了保防上的严格要求，无法正式备公事，请预算、公款公用，为盖中美合作所宿舍挪动了一个短时间，不道为”赵玄坛”座下的”黑老虎”抓住了”小辫子”板起脸来公事公办，这话自然就难说了。

    有此一段渊源，加以梅乐斯久知杜月笙的名声，所以相处极欢。”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有戴、杜、梅同心合力到东南去部署，盟军登陆、国军反攻，可说胜算在握。因此，当杜月笙换上中山装，登上军用机时，步履轻快，豪情万丈，似乎年轻了好几岁。

    第一站是贵州东行的要冲芷江；逗留3天，续飞福建长汀，循陆路经连城、永安而抵南平；复由建甄、崇安入江西转道入浙，安抵淳安。

    “那么，”金雄白问道：“你们恒社总有人去见杜先生吧？”

    “杜先生从重庆动身，我们就派人到半路上去接了。在长汀见的面。”唐世昌又说：“到了淳安，有熟人回上海；杜先生托他带了信来，说就要回来了。”

    “怎么回来法？打回来？”

    唐世昌笑笑答说：“这就不知道了。这些都是采丞经手；你最好跟他详细谈一谈。”

    “过几天再去看他，这两天我遇到点麻烦，先要把他摆平了再说。”

    “是，”唐世昌关切地问：“为了平报停刊的事？”

    “是的。”金雄白问：“你听到什么没有？”

    当陈群出任”江苏省长”时，发展谢葆生为”警务处长”；此人当年是杜门”八股党”之一，此时在上海开一家”仙乐斯舞厅”他之”荣任警务处长”在观感上不仅比褚民谊当”海军部长”还要滑稽；而且还会使人将瓦冈寨上，头插两根野鸡毛的程咬金，与汪精卫联想在一起。陈彬龢便毫不容情地斥之为”流氓政治”汪政府的”高官”自是人人愤怒，但却无可奈何。

    由此可知，陈彬龢仆人，里外皆红。里红是赤化，外红是日本国旗上的太阳；当然，很少人识得透他的外红是掩护里红。不过，在里外两层红之间，总还裹着薄薄的一层白；如与金难白的友谊便是。

    金雄白跟他本无深交，只为周佛海对这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陈彬龢颇为头痛，特地关照金雄白去接近拉拢；周佛海给他一个原则：凡是陈彬龢参加的社团，金雄白也要参加。这样，如果不能影响陈彬龢的态度，不得已而求其次，还可掣他的肘。

    因此，金雄白的名字便常与陈彬龢连在一起，看起来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实际上有如法警与犯人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形影相随，而立场相反。

    他们一起参加了好些社团，最重要的一个是”上海市市政咨询委员会”这个组织仿佛市参议会，但实际权力很大；比较重要的市政设施，在决策之前，先须这个委员会认可。”咨询委员”一共19人，包括政坛耆宿颜惠庆、李思浩；”海上三老”；银行家周作民、唐寿民；实业家吴蕴斋、项康元、郭顺等等知名之士。报界被延揽的，就只有陈彬龢与金雄白。

    有一次市政咨询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因为粮源不继，配给的”户口米”将告中断。

    太湖区域，本来是中国的谷仓之一，但是日本军队将产米的苏州、松江、青溥一带划为军米区；新谷登场由日军全部收购为军粮，以致上海的民食问题，一直形成市政上的重大压力。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可购洋米补充；此时海运中断，唯有从内地军米区去设法，这就不能不与虎谋皮了；当场推定陈彬龢与金雄白负责解决这个问题——19名委员中只有他们两个人跟各式各样的日本人，打过各式各样的交道。

    日军军米区的管辖者，是在日军中颇有势力的苏州特务机关长金子，恰好他到上海，住在江西路都城饭店。陈、金二人联袂往访，直道来意，希望金子能在日军军米中拨出多少吨，维持上海”户口米”的配给。

    金子考虑了一会说：“米不成问题，不过要有交换条件。”

    “请你开出来。”陈彬龢说。

    金子开的条件是：第一、米价须以现款交易；第二、负责疏散上海部分工厂，迁往内地；第三、供给民夫两万人，为日军构筑防御工事。

    这3个条件都是难题。首先，现钞——”中储券”由于印钞票的原料不继，异常缺乏；市面交易数字稍大，都用各银行同业往来的支付凭证，诨名”八卦丹”的”拨款单”代表，要筹大量现钞，自然煞费周章，但并非不能解决。

    无法办到的是另外的两个条件；金雄白正准备与金子交涉时，不想陈彬龢已一口应承，”可以！”他说：“我们接受条件。”

    “那么做一个书面纪录。”

    金子找来一张白纸，潦潦草草地写成一个备忘录。陈彬龢稍为看了一下，很快地签了字；接着将笔递了给金雄白。

    在这种情况下，立场应该是一致的；金雄白万般无奈，举笔如扛鼎似地也签了字。金子收下备忘录，表示满意。

    “我们已经接受了条件。”陈彬龢说：“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希望贵方能够尽快交来。”

    “可以！不过，你们应该先履行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缴纳米价的全部现款。”银货两起”是交易惯例，不能说金子苛求；陈彬龢便说：“3天以内缴款。”

    “我也在3天之内缴米。”

    谈判看起来很顺利；金子还开了一瓶日本清酒款客。小饮数杯、双双告辞；一到了汽车上，金雄白便埋怨陈彬龢。

    “这样的条件，你怎么可以答应？我们没有理由强迫工厂内迁；也不能征集那么多民夫去替日本人做防御工事。完全是办不到的事！”

    “我根本也没有打算办到。上海几百万人要断炊了，我们先把米骗到手再说。”

    “你倒说得轻松！日本人肯放过你吗？”金雄白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应付得过去？”

    “只有拖在那里再说。到拖不过去了，我跟你两个人共同负责；你怕日本人杀你，是不是？”

    金雄白默然，冷静地想一想，舍此以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可让日本人乖乖地运米到上海来。

    当然，全部米价现钞，以周佛海的地位，是不会太困难的。其余的两个条件，陈彬龢只在游民习艺所调用了一百多好吃懒做的所民，说是”第一批，先送备用”以外，就再也不理日本人的催促了。

    由于这一次共事的经验，金雄白对陈彬龢有了深一层的认识；陈彬龢也觉得金雄白是有担当的人，大可结交。因此，仅管在公的方面，常有争执；私交却是很不坏的。

    这时由于唐世昌的提醒，金雄白便直接去找陈彬龢，说明来意。果然，陈彬龢话不多说，起身取了帽子，只说得一个字：“走！”

    他陪着金雄白，到日本陆海军报道部、宪兵队、大使馆，费尽唇舌，多方解释；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金雄白又逃避了一次难关。

    “雄白兄，”陈彬龢问道：“你几时有空，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今天就可以。”

    “今天不行！”陈彬龢说：“我们需要找一个从容的时间；很冷静地分析当前的局势。”

    “那么，明天晚上如何？”金雄白说：“地点由你挑。”

    “好！明天下午我打电话给你；那时再约地点。”

    第二天下午，陈彬龢打电话到海报，约他7点钟在旧法租界霞飞路一处公寓中见面。金雄白准时而往，只见那座公寓很大，但已相当陈旧；到得4楼找到3号，揿了门铃，应口的是一个着和服的少妇。

    金雄白从未听说过陈彬龢有日本籍的妻子或情妇，因而不敢冒昧；只用中国话问：“这里有位陈先生吗？”

    陈彬龢已经闻声出现；将他迎了进来说道：“我这里从没有朋友来过，你是第一位。”接着便问：“你是喝咖啡？还是喝酒？”

    “都可以。”

    “喝酒吧！人生几何？为欢几何？”

    等那日本女子端了啤酒和下酒的咸杏仁来，金雄白便问：“我应该怎么称呼？”

    “她叫清子。叫她的名字好了。”

    陈彬龢始终没有介绍她的身分，金雄白亦就无法作适当的称呼；惟有在她递烟斟酒时，道声：“谢谢！”同时也不免存着戒心。

    “她听不懂中国话。”陈彬龢看出他的心意，”你尽管放言高论，不必顾忌。”

    金雄白点点头；看着书架上、书桌上乱堆着的书籍、资料、稿纸，便即问道：“这里是你写作的地方？”

    “也可以这么说。”陈彬龢答道：“是我逃避现实的地方。你看，连电话都没有！一躲在这里，就像隐居一样，没有人找得到我；左右邻居只知道我姓陈，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许多人说你神秘。”金雄白笑道：“看起来是有一点。”陈彬龢不作声；点上烟斗，深深吸了两口，在青色的烟氛中发声：“你看局势怎么样？”

    “盟军积极反攻；日本人也不肯认输，我看总还有一年半载好打。”

    “不然！”陈彬龢说日本人说的，”不定很快就会投降！”

    “投降？”金雄白不同意这个看法，”日本的海军是垮了；空军出以自杀的下策，可是陆军的实力还在，肯轻易投降吗？”

    陈彬龢认为金雄白以数量来估量日本陆军的实力，是极肤浅的看法，”早在去年春天，征兵体检的内科医生，就奉到命令，要让百分之九十的被征者通过。防卫日本本土的部队，父子兵多得很。”

    他说，”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有一次东久迩宫去视察防空部队，发现好些视线不良，腿有残疾的兵；对于大本营采取前线第一主义，将本土防卫，委诸老弱残兵，大感不安。所谓决号作战，贺阳宫对近卫说过一句话：陆军准备拼到最后一兵一卒，不过表面逞强而已。你我如果看不清楚这一点，一旦发现事不可为，已经身陷重围，要想全身而退，亦成梦想。”

    “全身而退”4字，对金雄白来说，十分动听，当即虚心讨教；但陈彬龢的目标，其实是周佛海，他作了强烈的暗示，周佛海本来是中共最原始的发仆人之一，中道分辙，是思想的演变、时势的推移；他认为周佛海唯有跟中共恢复关系，才有足够坚强的地位”跟重庆谈条件”

    金雄白憬然有悟，陈彬龢在他面前的许多表现，间接是做给周佛海看的。对于陈彬龢希望他能劝周佛海往左面倒过去，他知道那是决不可能的一件事；因为周佛海跟陈公博希望将功赎罪最重要的手段，便是在沿海部署兵力，一面防日、一面防共；而防共更甚于防日，以期谅于重庆。既然如此，何能一反前辙、自毁立场？

    因此，他装作没有听懂；只在日本必败这一点上着眼，”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日本处于必败之地，你已经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他问：“何以看你替日本人卖力卖得更起劲了？”

    陈彬龢笑一笑说：“你们以为聪明，表面与日本周旋，暗中替重庆工作；日本人也并不笨，他们的情报来源是多方面的，间谍密布，耳目甚周，你们的一切，了如指掌。假如有一天，日军真要撤退了，一定大烧大杀，发他的兽性来泄愤，你们非但岂不了作用，而且首先要拿你们来开刀。你信不信？”

    金雄白如何不信？想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那时，”陈彬龢接下来从容而又显得得意地说：“就用得到我了。我可以跟他们说，中国人并非都是抗日的；像我，哪个不骂陈彬龢是彻头彻尾的亲日派？我是你们真正的朋友。请你们听朋友的话，不要乱烧乱杀。我不敢说，可以让日本人放下屠刀；至少可以保障一方，救我的亲戚朋友。为了那时候我的话能够发生一点作用，所以在这最后关头，我要做得更积极，让他们更相信我。”

    这使得金雄白想到残唐五代许多诡言异行之士，他们的道德观念，感情状态，与常人不同，有人不惜自污，甚至以妻妾为军阀荐寝，为的是保障一方生灵。英雄制造乱世，圣贤开平盛世；而乱世之民连佛都救不得，只有像陈彬龢这种作风的人，竟能为苍生造福——可惜的是陈彬龢不全是清白之心；这就大大减损了他的苦心的价值了。

    “我很佩服你。”金雄白说了老实话，”不过，你所建议的一整套办法，在心理上，是无法接受的。”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我只是尽我的心而已。”陈彬龢说：“总有一天你觉得我应该是曲突徙薪的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