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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常的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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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宴上来了一位不寻常的食客。你知道当年北京的“丐帮”吗?

    北京市民的嫁娶风俗,到了1982年,还是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居多。“旅行结婚”主要还是流行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之中“集体婚礼”虽经报上一再宣传提倡,参加者在嫁娶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究竟寥寥。当然,正像每棵柳树都不仅不同于杨树、桑树、榆树它们与别的柳树又有所不同,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骤:一、小轿车迎亲。车到男方门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纸屑。门口自然要贴红字。二、在男家成亲。主要招待男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要留下吃饭。女方家如离得远,一般只有女方的送亲人员(一般是嫂子、姑姑、姨之类人物)到场,女方的父母及其他亲友该天一般并不到场。三、当天或第二天男方随女方“回门”“回门”一般就不坐小轿车而改为骑自行车或乘公共电汽车了。女方家里招待女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饭,但排场花费一般都逊于男方家中。四、一般在一周后,两对亲家和一对新人,加上最直系的亲属,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也有汇聚到女方家中的。到此,嫁娶活动也便“曲终奏雅”了。

    在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对各个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有的迎亲时绝不满足于一辆小轿车而要搞成一个“车队”——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车而是动用公车,一般是一至二辆小轿车,外加二至三辆“小面包”或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里摆宴而是到饭馆包席,以这种办法行事时,一般男女双方的家长和双方的至亲好友都同时到场“回门”的环节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请来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采取这种方式时,在饭馆包饭的花费双方家长都要负担,当然,一般男方要出大头。

    薛纪跃成亲这天,不算担负迎亲任务的嫂子孟昭英,头一个到达的亲友竟是卢宝桑,这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

    薛纪跃看见卢宝桑不仅扫兴,而且厌恶,但他无可奈何,只好强颜欢笑,从五斗橱边走开,招呼卢宝桑说:“你呀!坐吧!吃糖!”

    卢宝桑不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胡子拉碴,毫不掩饰他对主人尊严的漠视,一屁股歪坐在新沙发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甩着嗓门说:“谁他妈吃你这破糖!送我包烟是正经。”

    薛纪跃扔给他一包过滤嘴的“礼花”他接到手里一看,撇撇嘴,把那整包烟往茶几上一撂,伸直脖子抗议:“就他妈给我抽这个?去去去,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来,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他妈不给我抽留着给谁抽?”

    薛纪跃确实有几包三五牌的英国烟,是潘秀娅的娘家人捣腾外汇兑换券买来的,可他实在不愿意拿出来招待卢宝桑,便沉下脸说:“你别嘴里不干不净的好不好?就这个,不爱抽你别抽!”

    卢宝桑瞪了薛纪跃一眼“扑哧”一声乐了,歪头又从茶几上抓过那包“礼花”烟来,打开取出一支,从兜里掏出个打火机来“吧嗒”打出老高的火苗儿,点燃了那支烟,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发上,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来。薛纪跃注意到他手里玩弄着的那只打火机,是只外国造、超薄型的,也不知镀了种什么合金,表面光滑锃亮。这只高级打火机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装,在薛纪跃眼里不但并不显得矛盾,而且,薛纪跃感到两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体现出卢宝桑之为卢宝桑。

    卢宝桑那么大模大样、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带着最佳竞技状态的食欲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准备在婚宴上大吃一顿,在他自己来说,也实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资格。

    卢宝桑的父亲叫卢胜七,卢胜七的妹妹嫁给了薛纪跃大姑妈的小叔子,所以卢宝桑也管薛纪跃的大姑妈叫姑妈。依此类推,他管薛纪跃的父亲叫大爷,管薛纪跃的母亲叫大妈,他跟薛纪徽和薛纪跃也就是平辈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儿个结婚,他难道不该来吗?

    还不光是这么一层关系,如今他跟薛纪徽、孟昭英在一个单位,所以他又是薛纪跃兄嫂的同事——还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纪跃、潘秀娅置办家具时,他这个搬运工可尽了大力,往这屋里搬那三开大立柜时,摆放时,都是他吆喝着指挥的。难道他还不够哥儿们吗?

    卢宝桑今年已经29了,还打着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说家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来研究过北京的市民。这里说的市民不是广义的市民——从广义上说,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这里说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北京“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下层社会”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语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已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因此,要准确一点地表述,就应当这样概括他们的特点:一、就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二、就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三、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范畴;四、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或工业中技术性较差、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五、就居住区域来说,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六、就生活方式来说,相对而言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色彩;七、就其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为不在“官场”所以没有“宦海浮沉”的戏剧性变化;因为不涉“文坛”一类的“名利场”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明灭的敏锐感觉;他们离政治较远,既没有被当做过打击、批判的重点,也没有被当做过平反起复、落实政策的对象。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做描写重点。有的人干脆鄙夷地称他们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众生。

    但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们、体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小市民”的“大市民”考虑一下:你的生活离得开“小市民”吗?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里遇见他,在公共电汽车上遇见他,在人行道上遇见他,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见他,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一句话,你其实是离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

    人们总是一再抱怨: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怎么总是不好?工厂的一些青工“小市民”子弟,怎么总是那么粗野、颟顸、放纵?通过思想教育、批评表扬、奖励惩罚乃至于“严肃处理”等手段,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结构上,去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摸索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当然,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

    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

    卢宝桑的父亲和母亲,都属于北京城内世代的城市贫民。

    到晚清时候,北京城内最下层的贫民大体上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内城的钟鼓楼一带,所谓丐帮(乞丐集团),大体上就麇集于此,每天白天由此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推进,四处求乞,晚上再返回钟鼓楼附近的“营盘”(门洞、街檐、穿堂、窝棚);另一个区域就是外城的天桥一带,天桥虽然也有乞丐,但其主体却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他们不大流动,一般就居住在龙须沟、储子营一线往南的杂院破屋中。

    卢宝桑还记得他的爷爷,他爷爷1957年才得病死去。他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爷爷晚上有穿着鞋睡觉的习惯——等他长大了他才知道,那是因为当年一到冬天,乞丐们难以生存,晚上便聚集到“火房子”中去过夜。所谓“火房子”就是摇摇欲坠的颓败官房(当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执金吾”们碰头的地方),房中已片物无存。乞丐们在房中挖一个坑,拾一些树棍点燃一堆火,围烤之后,便不分男女老幼地胡乱躺下一睡。因为有鞋的乞丐怕无鞋的乞丐将自己的破鞋穿走,所以一概穿着鞋睡觉。据说当时丐帮的帮规是:凡别的乞丐到了手、上了身的东西,其他乞丐如果强夺、偷拿,便要处死;但凡别的乞丐脱了手、离了身的东西,当面捡走、取走却都名正言顺。

    卢宝桑的爷爷一度当过“杆头”即“花子杆儿”如今有出京剧豆汁记还经常演出,戏里面那金玉奴的父亲金松,便是个“杆头”而且是个好人。所以卢宝桑由豆汁记而对京剧好感,又由豆汁记而对跟薛大爷他们同院的澹台智珠好感,并由此又使他那粗粝的灵魂中增添了一点朦胧的温柔——这且不去说它。

    卢宝桑爷爷那一辈的乞丐,是把求乞当做一种职业的,同当年钟鼓楼的当铺以苛酷著名一样,当年钟鼓楼的乞丐也有“刁民难惹”的声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寿喜的红事,丐头便率先跑去“祝贺”门房、账房倘若不予理睬,甚而驱赶叱骂,那么过不了多久,在丐头指挥下,众乞丐便会轮番跑去骚扰,花样迭出,直到门外来宾与门内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门房、账房散钱施舍,他们方会渐次收兵。

    当年的乞丐有“软乞”、“硬乞”、“花乞”、“惨乞”诸种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剧分生、旦、净、末、丑不同行当的意味,而同一行当中则又分化出不同的门类,如京剧旦行中又有正旦、青衣、花旦、闺门旦、泼辣旦、玩笑旦、武旦、刀马旦等等,各种行乞行当中又分出许多种不同的求乞花样。所谓“软乞”多为老弱妇女乞丐,以哀求哭喊达到目的,针对不同的对象,口中数来宝式地吐出诸如此类的话语:“太太给我两个钱,太太长寿万万年。”“乌龟上门来,老板大发财。”“老爷大施恩,抱子又抱孙。”“软乞”中又分“坐乞”和“叫街”两种“叫街”在游动中有时也收起哭腔露出凶相,喊出诸如“不给财,我不来,你剩下残钱买棺材!”“你不给,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一类的怪话,但毕竟还属于软磨的范畴,与“硬乞”不同。“硬乞”的多为青壮年男子,嘴上不一定有那么多功夫,主要靠动作、行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们的求乞方法称为“做街”如手执两把长刀或两块整砖,不断拍击裸露的胸部,使胸部红肿见血;又如口衔数枚长钉,手持砖头一块,当众把长钉插入头部一个肉疙瘩中,以砖头击砸,钉缝中鲜血进流,凄厉可怖;再如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将铁钩剜人锁骨之中,拖着铁链行走,铁链尾端往往还缀着一个铁球,击地当当有声“花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如舞“莲花落”(手执一竹竿,每节挖几个眼孔,眼孔内贯几个制钱,边舞边乞)、打“玉鼓”(手持一个竹筒,一边绷着猪尿脬,以手指弹拍出变化的节奏)、“点风头”(在印堂中插一根粗针,针尖顶住一只粗碗,一面摆动一边求乞)、耍青蛇、拿大顶等等。“惨乞”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如“看照壁”(下肢残缺,以烂布系着膝盖、护着臂部,坐在地上移动)、“翻太岁”(手足全残,在烂泥中翻滚)、“解粮草”(残废乞丐倒卧小木车中,两乞丐伴前挽后)、“驮石头”(男丐背负残废女丐过市)等等。

    同薛家同院的荀兴旺师傅,小时候也跟着母亲要过饭,但那是农村荒年穷苦农民临时性的谋生方式,与北京城内当年丐帮的职业性乞讨的生活方式,有着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人不仅心态不同,所呈现出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区别。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成年以后大体上属于“硬乞”的行当;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已经36岁,还没成亲,直到1950年被政府救济安置,当了蹬平板三轮车的工人,才算有了个真正能有益于社会的固定职业;1952年他奔40岁去的时候,才娶上了卢宝桑的娘,而她当时也已经35岁了。这一对晚婚的夫妻在婚后第二年有了卢宝桑这么个独生子。

    曾经在北京市内的货运事业中起过重大作用、并至今仍起着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轮运输业,长期以来属于合作社即集体所有制性质,细细考察起来,其中的三轮车工人,经历纯洁的城市贫民固然占一定比重,但也不乏两股旧社会的沉淀物:一种即是卢胜七式的贫民,贫则贫矣,而又并无劳动资历,大都是过去的乞丐、混混、破落户的败家子弟等号人物;另一种则是解放前下层军官、警察、帮闲中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那伙人,经过一段审查、教育,或宣布为管制分子,或免予法律处分,因他们与上一类人物一样,并无一技之长,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轮运输工人的队伍之中。这两种人有着若干共同点:缺乏劳动习惯,精于抽烟喝酒;缺乏自尊自爱,惯于谈男说女;贪小利却又讲义气,善挥霍却又能吃苦当然,绝非人人都是这样,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的消化、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确在不断地发生着弃糟粕、增精华的可喜蜕变。

    但是,把他们完全消化、改造为新人绝非易事,须知改造溥仪、改造战犯也有他较易人手的一面——他们有文化,可以作哲理性的思考,政治立场一旦转变,倏忽可成可爱可敬之人;改造社会沉淀物却有极其艰难的一面——他们没有文化,却有着一肚子垃圾,即使他们政治上没有问题了,他们也还可能散发出可厌可鄙的气息。

    有一回在鼓楼边烟袋斜街里的鑫园浴池,卢胜七、薛永全、荀兴旺仨人恰好遇到了一块。仨人在最烫的池子里泡够了身子以后,就都到外头卧榻上躺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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