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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我的十年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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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浪汉。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仗继续打着。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暴尸荒野。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年的徐徐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这一年,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进步”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什么叫“进步”?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进步”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进步”的正面功用。20世纪的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进步”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仅只翻阅20世纪,我就难以相信历史是一条“进步”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自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真理”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悟”出来的道理当然不是历史可以传授的,譬如一个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烫过、痛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

    有了90年代,才发觉80年代是多么单纯的敌我分明的时代。敌,就是那个专制政权;我,就是所有反对强权、追求自由的人。压抑已久的社会也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要民主;但是当民主真正到来时,我们似乎都傻了眼。在新的组合里,原来专制阵营中出现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来反对阵营中,一旦掌有权力,就出现了行事独裁的人。原来千夫所指、万民唾弃的国民党“老贼”突然显得高风亮节,因为民选出来的新一代“国会议员”贪婪无厌、粗鄙不堪。究竟谁是我,谁是敌呢?

    傻眼的同时,我们理解了原来当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统治政权;民主之后,敌人就在“我”的身边,好大一串:财团形成利益团体收买政客,政客为了巩固选票结合黑道,黑道为了充实地盘贿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职权勾结派系,一切,都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而由于民主的结构,这一切都经过了“我”的默许与合作,我,就是自己的敌人。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应该义愤填膺吗?什么义愤,什么填膺?他们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义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这种讽刺,哪里是当年关注民主运动的我们所能预见的呢?可是严肃的历史剧演变为荒唐闹剧是有前例的。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孙中山意气风发:“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

    十一年之后,他有了新的体认:

    “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讳者也。”

    “革命不足以致治”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对不见得能治国,这个教训我们在台湾的民主实验中亲身经历了。为什么反对者——我指当年向威权政体挑战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一旦掌有权力,却不见得更有能力?这种情况在今日东欧几乎是个定律。我想和反对者的本质有关。

    我们在80年代抨击国民党时,很少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决策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够完善而加以反对。我们所反对的不是那个体制没有效率,而是那个体制没有正义。当然,很可能没有效率的体制也必然没有正义,但重点是,有没有效率是实务问题,有没有正义是道德问题;而异议分子,不论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或不怎么纯洁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倾向于以道德诉求作为夺权的基础。“吊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从道德出发。

    革命成功之后,反对者,尤其是遭受过迫害的反对者,头上便有一围道德光环。

    然后问题就紧接着出现了。如果从前最迫切的是有没有正义的道德问题,那么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有没有效率的实务问题。头上有道德光环的人却不一定能处理经济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严重的挑战还在于,凡有道德光环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洁癖:我纯洁,你肮脏,因此我正确,你错误。在抗争强权时,他也许曾经是那纯洁的正确的,但是在改变了的环境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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