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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个充满着传奇彩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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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芳香”也有“丁香一样的哀怨”过了许多许多年，我才会感受到，她还具有丁香所没有的那种坚强和固执甚至生僻
屋子很快烧暖和了。晚饭也很快端上桌子。一大锅苞谷糊糊，一笼屉新苞谷粉蒸的苞谷馒头，一大盘回锅肉炒洋葱，一大盆白菜炖老豆腐，四五头生蒜，一碟油泼辣子。哦，此时此刻，此境此景，你还想要什么？还能要什么？神仙也不过如此！在给我准备的房间里，床头的小桌子上，居然还放着一个扁扁的小铁皮盒子。按当地的惯例，这是用来盛放莫合烟的器具。我打开盒盖一看，里头盛放的果然是已经卷得的莫合烟。十支。用旧报纸卷成。一头尖一头粗。长短粗细完全一样。可谓卷功精到。另外还放着一个铁皮小盒，里头装的是散装莫合烟粒儿，黄灿灿，香喷喷。铁皮小盒下面压着一小摞卷烟使的旧报纸。假如你跟许多老烟鬼似的，只喜欢抽自己卷的莫合烟，那么，就这边请便
哦，她这个“站长”当得真可以啊。
感慨之余，我又疑惑了。一个老人，能把自己贴身宠用的小分队成员训练得如此细腻周到，他真的会有传说中的那么暴烈？他真的会如此蛮横地对待一百五十名刚退伍的军人和他们的年轻妻子？会不知天高地厚地“拘捕”北京总部派出的护送军官？我开始有些疑惑了。
（说到“拘捕”我曾经对此表示过极大的怀疑。因为捕人是要经检察机关批准，再由公安机关派员执行才能得逞的。而高福海手下，并没有这些机关，只有一个“政法股”后来我才搞清楚，上级曾经批准边远地区的像冈古拉那样享有县团级政治待遇的国营农场，由场政法股统一集中行使公检法的权力。也就是说，高福海通过自己掌管的政法股，既可以行使刑侦权，捕人权，也可以对人犯处以刑罚权——只在最后一点上，稍稍加了一点限制，它最高只能处人犯四年和四年以下的徒刑。为此，某些农场，既设有自己的拘留所，还设有自己的劳改队，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监狱”而后来我知道，这二者，在冈古拉是都齐全的。）
夜深人静，我听到马桂花在电话里跟谁汇报这边的情况。十分钟后，她踮着脚尖走过来，轻轻敲了敲我房门，向我报告，高场长让她转告，冈古拉农场全体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都热烈欢迎我去那儿工作。高场长已经责成韩分队长，让他立即开车来驻点站接我。“立即？老风口不是正刮着特级大风吗？”我疑惑地反问。“不管风有多大，只要高场长下了命令，韩分队长都会亲自来接您。”她一脸认真地回答道。“可这时刻强行通过老风口，那是很危险的”我说。“没事，韩分队长一定会来的。啥也挡不住的。这是命令。”她依然说得那么认真和肯定。我没再跟她争论。因为“挡得住”“挡不住”几个小时后就能见分晓了。
然后我就睡去了。但没过几小时，我就被一阵嗡嗡的喧哗声闹醒。从被窝里折起身，向窗外看去，天色刚开始隐约放亮，但大面积仍然青黑着。那喧哗中掺和着杂乱的脚步声。备不住是风口放行了？被堵塞在这小镇子上疲惫不堪的旅人们正纷纷忙着起程？我赶紧起床，套上棉衣棉裤，又裹上棉大衣上外头去看个究竟。一出门，就看到马桂花已经在院子当间站着，正向风口方向眺望着。
“放行了？”我问。
“没呢。”她说。
“那，这些人在瞎起啥哄呢？”我问道，并仔细向她眺望的方向看去。浅灰色晨光中，有不少人涌出他们昨晚过夜的地方，纷纷聚集到大路边，也在向风口方向驻足翘首眺望。而风口那里，非常明显，风雪并没有消褪，它仍被一块翻滚着的灰色云团遮蔽着，只是那云团的颜色比昨天的稍浅白了一点，范围也稍稍缩小了一圈，翻滚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平缓。
“韩分队长强行通过风口接您来了。”她两眼只是盯着风口方向，并告诉我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打过电话来了？”我忙问。
“您看啊，车正往这边走呐。”她冲我多少有点忧虑地笑了笑，然后赶紧又转过脸去注视风口方向的动静了。我再去打量风口方向，才看到，在高处那块灰色色块中，果然出现了两个小亮点，时隐时现地向这边挣扎而来。这就是说，真有人开着一辆车（拖拉机？）妄图趁凌晨风势有所减弱的当口，强行冲过老风口。这家伙的冒险举动，显然引起了所有被堵人群的关注。
“真底在玩命咧啥人嘛”“二球货咧！”人们迸住气，在凛冽的晨空下，裹紧了大衣围巾，一口喷出一朵蒙蒙的白花，一边悄悄地议论着，一边无比紧张地把眼光盯住那两个小亮点从高处慢慢往下挪动。有一会儿，那亮点突然不见了，在场的几百号人几乎同时都“哟”地一声叫喊起来。我看到马桂花也好几次把捏紧的双手下意识地举到自己嘴边，以防止自己跟着他们一起惊惧叫喊。
“就是那车？”我忙问。
“是是就是他”她抱歉似的笑笑，但眼睛却始终没离开那两个亮点。
十几分钟后，那亮点终于摆脱“灰色调”的拼死纠缠撕扯，开始大踏步向下冲来，人们松下一口气，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蜂拥过去，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个敢于驾车（事后证实是一辆履带式东方红拖拉机）冲老风口的家伙到底长得一副啥“二球”样。
“快回屋吧，别冻着了。”已经完全放下心来的马桂花，最后又看了一眼那两道越来越晃眼的车灯光，这才回过神来照顾我这个“宾客”看得出，她的身子还在微微地颤栗，她的内心还处在刚才那一阵紧张的余悸之中。
拖拉机在众人的哄围下，直接开进了驻点站的小院。机车上一共下来三个人，其中两位都穿着跟马桂花那件同一式样的灰布面羊皮大衣，也戴着灰色的野兔皮缝制的三块瓦皮帽，灰布棉裤外套着同样的皮护腿，脚下穿的也是同样的高腰毡筒。很显然，这一身，全是作为小分队的“制服”统一制作的。拖拉机周身通红，驾驶室的门扇上用金黄的油漆画着一个大大的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又画着一只平展双翅的黑雀。后来我才知道，这五角星和黑雀，就是冈古拉小分队的“队标”他们自视是“冈古拉高地上一群黑雀”这句话出自他们的分队长韩起科的嘴。而三人中的第三位，正是这位“韩分队长”也就是宋振和再三提醒我，要认真加以对付的那个“韩起科”我仔细看去，却是一个长得白白净净书生型的娃娃。个头比我还稍许矮一点。眼神明亮随和，似乎在表明，他随时都乐意跟你交换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并乐意替你去做你需要他做的各种事情。如此寒冷的早晨，驾驶一辆没有一点取暖设备的国产履带式大马力拖拉机，冲击那风雪交加的老风口，他却只穿了一件很旧的浅灰色短呢大衣，大衣的长度也就刚刚能盖住一点膝盖；既没戴帽子，也没戴手套。这一身完全是秋装打扮啊。（后来我才知道，全体小分队成员中，只有他一人可以这么不按高场长的规定穿着，而这也是经高场长特批的。）如果一定要说，这一路超极限的酷寒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那么，我发现他脸色还是有一点苍白。如果一定还要我说，那天一眼之下，从他神情中发现了什么跟一般十六七的娃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那么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机车开进驻点站院子的时候，围观的人已经集聚得不算少了，说是里三层外三层都不算夸张。但他跳下机车，对那些完全是冲着他而来，冲着他而欣喜惊诧万分的人们，却好像什么都没瞧见似的，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头一低，就照直走进了我所在的那个大房间。那种经世之人才可能有的孤傲（如果能称之为“孤傲”的话）和淡漠（哦，久违了的“淡漠”原先在我眼中它只应属于小哈独有），一瞬间，竟然在这个十六七的小男娃身上表现得如此充分和彻底，真的让我骇异。而让我更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一进屋，刚掩上门，他居然立即回头吩咐紧随他的那两个同伴，替他去招呼一下那些“老百姓”（是的，他称呼他们“老百姓”）：“让他们赶紧回去。大冬天的，跟着挤来挤去，有啥意思嘛？别冻感冒了。”这是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让我难以想象的是，他居然也跟马桂花似的，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纯正。
完全莫名其妙嘛！在冈古拉荒原上，一个据说是生喝狼奶，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娃娃却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莫名其妙嘛！
后来我才得知，所有小分队的成员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这正是那位高场长严格训练的结果。高场长，一九二七年生于北京南城铁匠营胡同。祖父曾为一位落籍到北京当寓公的外省小军阀当过差。那个小军阀的长子从小酷爱听戏，稍有年岁，瞒着家里人，偷偷入科班，学须生。这事儿，在他那样的家庭里，怎么能长久得了？后来举家干涉，他不得不退出科班，拿着老子的赞助，在前门外办了家戏装厂，正经当起“厂长”来了。这家伙当厂长居然还行，渐渐发达，在西城东城分别都盘下些店面，并挤进京城为数不多的能趁起私家小汽车的时髦富户行列。高场长的父亲一早在他的戏装厂打过几天杂，后来因为为人勤谨实诚，手脚麻利，脑袋瓜又比较好使，眼里也有活儿，被那位长子聘为专车司机。但好景不长，那位长子妄图进一步盘下西四牌楼附近一家金店，惨遭一伙“京油子”暗算。而这伙京油子实际上又是替当时名噪一时的“京城几大衙内”跑腿的。长子不仅赔了个底儿掉，还在一场经年累月的官司中得了重病，差一点丢了性命，一气之下，连车子带厂子全卖了，连带戒烟戒酒，甚至都不再去烟花巷里找乐子，从此偃旗息鼓，看透人生。高场长的父亲从他手中得了一笔较为丰厚的“遣散费”买下铁匠营那两间平房，安顿全家。拿现在的北京地图照量，铁匠营虽不算市中心，但毕竟还在三环以里，怎么说，也是城区的“繁华地段”但那会儿，真真切切是在郊外落了大荒了。房基地原先是宫内哪位旗爷家的老坟场。天一黑，四周连个路灯都没有。六八月里，鬼火飘摇。所以，地价房价都特便宜。高场长父亲这人，精细，还会倒腾，没过多些日子，居然把两间平房扩大成了三正两厢的院子。院子里还栽了几棵他们全家人久久向往的枣树，柿树和香椿树，直把长子一家人惊叹得不行。后来两家依然来往。长子经常来南城看望高场长一家人，并在酒后茶余，常跟年轻的高场长抚掌感叹“旧社会的黑暗”现在回过头来说，作为共产党员的高场长，他最早的“阶级教育”恰是无意间从这位旧军阀的后裔、倒霉催的资本家那儿获得的，绝不为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场长当然是不能这么说的。而事实上，他一九四九年参军时，父亲和祖父全反对，祖母拿着把锈了刀刃的剪子，生生对准自己皱褶密布的喉头，非要跟这位“奇出怪样，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居然要去当兵吃粮的孙子”拼命。倒是这位旧军阀的长子，败落的资本家，匆匆赶来，上下一通安抚，反复给做了不少工作，才艰难玉成。（当然，当时起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地下党人，就不去一一说他们了。）高福海一九五八年转业。当时有一批热血沸腾的年轻转业军官被分配到冈古拉荒原。那批军官，经过一年的锻炼，大部分都上调到别的厂矿县乡任职去了。只有三人“傻不唧唧”地主动要求留在冈古拉，继续干。高福海便是那三只“傻鸟”中的一只，也是那三人中惟一好好地活到今天的人。从那以后，他就一屁股坐定在了荒原上的这片黑杨林中，再没挪动过。照理说，他应该早就忘了那曾经让他魂牵梦绕的北京南城。但是，事实上他却什么也没忘了，也完全忘不了。他那一口绝对标准的京腔和下了死命令也不许他的“小分队”队员们说话带半点土腔土调儿，就标志着他内心那股极强大的“京城意识”历数十年都未曾稍有衰减
屋子很快烧暖和了。晚饭也很快端上桌子。一大锅苞谷糊糊，一笼屉新苞谷粉蒸的苞谷馒头，一大盘回锅肉炒洋葱，一大盆白菜炖老豆腐，四五头生蒜，一碟油泼辣子。哦，此时此刻，此境此景，你还想要什么？还能要什么？神仙也不过如此！在给我准备的房间里，床头的小桌子上，居然还放着一个扁扁的小铁皮盒子。按当地的惯例，这是用来盛放莫合烟的器具。我打开盒盖一看，里头盛放的果然是已经卷得的莫合烟。十支。用旧报纸卷成。一头尖一头粗。长短粗细完全一样。可谓卷功精到。另外还放着一个铁皮小盒，里头装的是散装莫合烟粒儿，黄灿灿，香喷喷。铁皮小盒下面压着一小摞卷烟使的旧报纸。假如你跟许多老烟鬼似的，只喜欢抽自己卷的莫合烟，那么，就这边请便
哦，她这个“站长”当得真可以啊。
感慨之余，我又疑惑了。一个老人，能把自己贴身宠用的小分队成员训练得如此细腻周到，他真的会有传说中的那么暴烈？他真的会如此蛮横地对待一百五十名刚退伍的军人和他们的年轻妻子？会不知天高地厚地“拘捕”北京总部派出的护送军官？我开始有些疑惑了。
（说到“拘捕”我曾经对此表示过极大的怀疑。因为捕人是要经检察机关批准，再由公安机关派员执行才能得逞的。而高福海手下，并没有这些机关，只有一个“政法股”后来我才搞清楚，上级曾经批准边远地区的像冈古拉那样享有县团级政治待遇的国营农场，由场政法股统一集中行使公检法的权力。也就是说，高福海通过自己掌管的政法股，既可以行使刑侦权，捕人权，也可以对人犯处以刑罚权——只在最后一点上，稍稍加了一点限制，它最高只能处人犯四年和四年以下的徒刑。为此，某些农场，既设有自己的拘留所，还设有自己的劳改队，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监狱”而后来我知道，这二者，在冈古拉是都齐全的。）
夜深人静，我听到马桂花在电话里跟谁汇报这边的情况。十分钟后，她踮着脚尖走过来，轻轻敲了敲我房门，向我报告，高场长让她转告，冈古拉农场全体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都热烈欢迎我去那儿工作。高场长已经责成韩分队长，让他立即开车来驻点站接我。“立即？老风口不是正刮着特级大风吗？”我疑惑地反问。“不管风有多大，只要高场长下了命令，韩分队长都会亲自来接您。”她一脸认真地回答道。“可这时刻强行通过老风口，那是很危险的”我说。“没事，韩分队长一定会来的。啥也挡不住的。这是命令。”她依然说得那么认真和肯定。我没再跟她争论。因为“挡得住”“挡不住”几个小时后就能见分晓了。
然后我就睡去了。但没过几小时，我就被一阵嗡嗡的喧哗声闹醒。从被窝里折起身，向窗外看去，天色刚开始隐约放亮，但大面积仍然青黑着。那喧哗中掺和着杂乱的脚步声。备不住是风口放行了？被堵塞在这小镇子上疲惫不堪的旅人们正纷纷忙着起程？我赶紧起床，套上棉衣棉裤，又裹上棉大衣上外头去看个究竟。一出门，就看到马桂花已经在院子当间站着，正向风口方向眺望着。
“放行了？”我问。
“没呢。”她说。
“那，这些人在瞎起啥哄呢？”我问道，并仔细向她眺望的方向看去。浅灰色晨光中，有不少人涌出他们昨晚过夜的地方，纷纷聚集到大路边，也在向风口方向驻足翘首眺望。而风口那里，非常明显，风雪并没有消褪，它仍被一块翻滚着的灰色云团遮蔽着，只是那云团的颜色比昨天的稍浅白了一点，范围也稍稍缩小了一圈，翻滚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平缓。
“韩分队长强行通过风口接您来了。”她两眼只是盯着风口方向，并告诉我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打过电话来了？”我忙问。
“您看啊，车正往这边走呐。”她冲我多少有点忧虑地笑了笑，然后赶紧又转过脸去注视风口方向的动静了。我再去打量风口方向，才看到，在高处那块灰色色块中，果然出现了两个小亮点，时隐时现地向这边挣扎而来。这就是说，真有人开着一辆车（拖拉机？）妄图趁凌晨风势有所减弱的当口，强行冲过老风口。这家伙的冒险举动，显然引起了所有被堵人群的关注。
“真底在玩命咧啥人嘛”“二球货咧！”人们迸住气，在凛冽的晨空下，裹紧了大衣围巾，一口喷出一朵蒙蒙的白花，一边悄悄地议论着，一边无比紧张地把眼光盯住那两个小亮点从高处慢慢往下挪动。有一会儿，那亮点突然不见了，在场的几百号人几乎同时都“哟”地一声叫喊起来。我看到马桂花也好几次把捏紧的双手下意识地举到自己嘴边，以防止自己跟着他们一起惊惧叫喊。
“就是那车？”我忙问。
“是是就是他”她抱歉似的笑笑，但眼睛却始终没离开那两个亮点。
十几分钟后，那亮点终于摆脱“灰色调”的拼死纠缠撕扯，开始大踏步向下冲来，人们松下一口气，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蜂拥过去，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个敢于驾车（事后证实是一辆履带式东方红拖拉机）冲老风口的家伙到底长得一副啥“二球”样。
“快回屋吧，别冻着了。”已经完全放下心来的马桂花，最后又看了一眼那两道越来越晃眼的车灯光，这才回过神来照顾我这个“宾客”看得出，她的身子还在微微地颤栗，她的内心还处在刚才那一阵紧张的余悸之中。
拖拉机在众人的哄围下，直接开进了驻点站的小院。机车上一共下来三个人，其中两位都穿着跟马桂花那件同一式样的灰布面羊皮大衣，也戴着灰色的野兔皮缝制的三块瓦皮帽，灰布棉裤外套着同样的皮护腿，脚下穿的也是同样的高腰毡筒。很显然，这一身，全是作为小分队的“制服”统一制作的。拖拉机周身通红，驾驶室的门扇上用金黄的油漆画着一个大大的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又画着一只平展双翅的黑雀。后来我才知道，这五角星和黑雀，就是冈古拉小分队的“队标”他们自视是“冈古拉高地上一群黑雀”这句话出自他们的分队长韩起科的嘴。而三人中的第三位，正是这位“韩分队长”也就是宋振和再三提醒我，要认真加以对付的那个“韩起科”我仔细看去，却是一个长得白白净净书生型的娃娃。个头比我还稍许矮一点。眼神明亮随和，似乎在表明，他随时都乐意跟你交换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并乐意替你去做你需要他做的各种事情。如此寒冷的早晨，驾驶一辆没有一点取暖设备的国产履带式大马力拖拉机，冲击那风雪交加的老风口，他却只穿了一件很旧的浅灰色短呢大衣，大衣的长度也就刚刚能盖住一点膝盖；既没戴帽子，也没戴手套。这一身完全是秋装打扮啊。（后来我才知道，全体小分队成员中，只有他一人可以这么不按高场长的规定穿着，而这也是经高场长特批的。）如果一定要说，这一路超极限的酷寒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那么，我发现他脸色还是有一点苍白。如果一定还要我说，那天一眼之下，从他神情中发现了什么跟一般十六七的娃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那么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机车开进驻点站院子的时候，围观的人已经集聚得不算少了，说是里三层外三层都不算夸张。但他跳下机车，对那些完全是冲着他而来，冲着他而欣喜惊诧万分的人们，却好像什么都没瞧见似的，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头一低，就照直走进了我所在的那个大房间。那种经世之人才可能有的孤傲（如果能称之为“孤傲”的话）和淡漠（哦，久违了的“淡漠”原先在我眼中它只应属于小哈独有），一瞬间，竟然在这个十六七的小男娃身上表现得如此充分和彻底，真的让我骇异。而让我更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一进屋，刚掩上门，他居然立即回头吩咐紧随他的那两个同伴，替他去招呼一下那些“老百姓”（是的，他称呼他们“老百姓”）：“让他们赶紧回去。大冬天的，跟着挤来挤去，有啥意思嘛？别冻感冒了。”这是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让我难以想象的是，他居然也跟马桂花似的，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纯正。
完全莫名其妙嘛！在冈古拉荒原上，一个据说是生喝狼奶，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娃娃却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莫名其妙嘛！
后来我才得知，所有小分队的成员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这正是那位高场长严格训练的结果。高场长，一九二七年生于北京南城铁匠营胡同。祖父曾为一位落籍到北京当寓公的外省小军阀当过差。那个小军阀的长子从小酷爱听戏，稍有年岁，瞒着家里人，偷偷入科班，学须生。这事儿，在他那样的家庭里，怎么能长久得了？后来举家干涉，他不得不退出科班，拿着老子的赞助，在前门外办了家戏装厂，正经当起“厂长”来了。这家伙当厂长居然还行，渐渐发达，在西城东城分别都盘下些店面，并挤进京城为数不多的能趁起私家小汽车的时髦富户行列。高场长的父亲一早在他的戏装厂打过几天杂，后来因为为人勤谨实诚，手脚麻利，脑袋瓜又比较好使，眼里也有活儿，被那位长子聘为专车司机。但好景不长，那位长子妄图进一步盘下西四牌楼附近一家金店，惨遭一伙“京油子”暗算。而这伙京油子实际上又是替当时名噪一时的“京城几大衙内”跑腿的。长子不仅赔了个底儿掉，还在一场经年累月的官司中得了重病，差一点丢了性命，一气之下，连车子带厂子全卖了，连带戒烟戒酒，甚至都不再去烟花巷里找乐子，从此偃旗息鼓，看透人生。高场长的父亲从他手中得了一笔较为丰厚的“遣散费”买下铁匠营那两间平房，安顿全家。拿现在的北京地图照量，铁匠营虽不算市中心，但毕竟还在三环以里，怎么说，也是城区的“繁华地段”但那会儿，真真切切是在郊外落了大荒了。房基地原先是宫内哪位旗爷家的老坟场。天一黑，四周连个路灯都没有。六八月里，鬼火飘摇。所以，地价房价都特便宜。高场长父亲这人，精细，还会倒腾，没过多些日子，居然把两间平房扩大成了三正两厢的院子。院子里还栽了几棵他们全家人久久向往的枣树，柿树和香椿树，直把长子一家人惊叹得不行。后来两家依然来往。长子经常来南城看望高场长一家人，并在酒后茶余，常跟年轻的高场长抚掌感叹“旧社会的黑暗”现在回过头来说，作为共产党员的高场长，他最早的“阶级教育”恰是无意间从这位旧军阀的后裔、倒霉催的资本家那儿获得的，绝不为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场长当然是不能这么说的。而事实上，他一九四九年参军时，父亲和祖父全反对，祖母拿着把锈了刀刃的剪子，生生对准自己皱褶密布的喉头，非要跟这位“奇出怪样，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居然要去当兵吃粮的孙子”拼命。倒是这位旧军阀的长子，败落的资本家，匆匆赶来，上下一通安抚，反复给做了不少工作，才艰难玉成。（当然，当时起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地下党人，就不去一一说他们了。）高福海一九五八年转业。当时有一批热血沸腾的年轻转业军官被分配到冈古拉荒原。那批军官，经过一年的锻炼，大部分都上调到别的厂矿县乡任职去了。只有三人“傻不唧唧”地主动要求留在冈古拉，继续干。高福海便是那三只“傻鸟”中的一只，也是那三人中惟一好好地活到今天的人。从那以后，他就一屁股坐定在了荒原上的这片黑杨林中，再没挪动过。照理说，他应该早就忘了那曾经让他魂牵梦绕的北京南城。但是，事实上他却什么也没忘了，也完全忘不了。他那一口绝对标准的京腔和下了死命令也不许他的“小分队”队员们说话带半点土腔土调儿，就标志着他内心那股极强大的“京城意识”历数十年都未曾稍有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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