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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仲豫,河南许昌人。后汉书说他"年十二,能说春秋"。汉灵帝时候,宦官当道,有志节的知识分子都隐居了,荀悦也隐居起来。汉献帝时候,曹操当政,荀悦和他从弟苟或,还有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

    虽然想施展抱负,可是谋无所用,乃做申鉴五篇。

    荀悦思想的主旨,一方面是反对迷信惑众,一方面是反对土地私有,他对刑罚的立论,是主张"统法",他说: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功谓之上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他这里提出"罚妄行,则恶不惩"的说法,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法律观念。

    在政论以外,荀悦还是一位历史家。汉献帝认为班固的汉书失之"文繁难省",乃令苟荀另作汉纪三十卷,"辞约事详,论辩多美。"汉纪是编年体的史书,花了三年完成(刘知几说花了五六年,说错了)。

    王安石:王临川集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他从小随父亲宦游各地,见闻不少,颇知民间疾苦。二十二岁中进士,做地方官十八年,他拒绝做高官,声名动朝野。宋仁宗时候,他曾上万言书,未被重用;宋神宗时候,重用他推行新法。他从四十九岁起,当国八年,厉行改革,由于旧派大臣司马光等反对和客观条件限制,新法有成有败。为了新法的推行,他有信答比他大两岁的司马光,说:"如君实(司马光字)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就是明指中国的事,"一切不事事"的守旧,是他不敢领教的。

    王安石在政治以外,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他的文字比起旧式知识人来,思想细密得多。对他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可见在思想上,他是超出时代的。

    王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正是公论。

    郑思肖:心史

    郑思肖(一二六~一二八三),又名所南,字忆翁,自称三外野人,福建连江人。他是宋朝的大学上舍生,应过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时候,他上书救国,没有结果。宋朝亡后,他变成一个激烈的隐士,不结婚,用不断的言行,表示他对故国的怀念。"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他不论坐卧,都面不向北方,因为北方已经沦陷了;他画兰花,都不画土,因为"地为番人夺去"了。

    郑思肖七十八岁死去,临死前请他朋友唐东屿写一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原因是自认不能死国,为不忠;不能有后,为不孝。他死后三百五十六年,忽然在枯井中发现了一部密封的书,原来是他写的。据陈宗之承天寺藏书井碑阴记说:

    崇顽戊寅岁,吴中久旱,城中买水而食,争汲者相捽于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浚眢井,铁函重柜,铜以垩灰。启之,则宋郑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书"大宋铁函经"五气内书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什字。楮墨犹新,古香触手,当有神护。

    这就是心史的来源。清朝阎若璩说心史是姚士粦作的伪书,自属可信。只是郑思肖真人复生,他所作所为,也必然如此了。

    邓牧:伯牙琴

    邓牧(一二七~一三六),字牧心,浙江钱塘人。出身书香之家,"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少年时候,他很喜欢庄子列子等书。青年以后,"视名利薄之",乃"遍游方外,历览名山"。常常"杜门危坐",并且每天只吃一顿饭。

    宋朝仁了以后,邓牧隐居在浙江大涤山的洞霄宫,"遥荡于无何有之乡"。著有洞霄诗集和洞霄图志,还写了一册论文,就是伯牙琴。

    邓牧虽然隐居在道教的寺观里,但他的思想,却是"三教外人",是混同了孔教、佛教、道教后的新艺综合体,并且有他独特的卓越成分。

    邓牧在统治者专制下反对暴政,他说: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也,亦秦也。后世为君者歌颂功德,动称尧舜,而所以自为乃不过如秦,何哉?彼所谓君者,非有四日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海盗,冶容海淫",欲长治久安,得乎?这种大胆的革命性言论,在中国历史上,真是太难能可贵的了!

    黄宗羲:梨洲遗箸汇刊

    黄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东林党人,被魏忠贤害死。十九岁的他,进京讼冤,他找到刑求他父亲的特务们.亲自动手报仇,或刺伤、或刺死。

    黄宗羲是明朝大儒刘宗周(藏山)的学生,刘宗周在明朝亡后,以六八老翁,绝食而死,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黄宗羲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十多年,最后失败,在四十六岁以后,专心著作讲学,到八十六岁死去,前后近四十年之久,成绩极为丰富,举凡天文、地理、乐律、历算、政治、史学、诗文,种种方面他都有著作,并且很精采。

    黄宗羲一生最精采的思想表现,是他的政论。他在五十三岁时候发表明夷待访录,严厉抨击君主专政,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对忠于一君一姓,而要忠于天下与万民。这种言论,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

    黄宗羲的遗著,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有杭州群学社的石印本二册,书名黄梨洲遗著,收有十种;在清宣统二年(一九一),又有上海时中书局铅印聚珍版本二十册,书名梨洲遗箸汇刊,收有十九种,是比较完全的版本。

    唐甄:潜书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清史稿说他: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免还葬,遂葬父虎丘。顺治十四年举人。选长子(山西长子县)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汉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宁都魏禧见而叹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唐甄的汉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主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林则徐:信及录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朝进士,在湖广任总督时,向道光皇帝上陈鸦片问题,得到皇帝信任,乃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做上钦差大臣,查禁鸦片,最后发生鸦片战争。

    中英鸦片战争(一八四~一八四二),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一谈中国近代史,大家都从鸦片战争讲起,也就因为它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先声,一个转换的起点。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大梦方觉,自感"天朝"声威,不足以慑夷狄的"船坚炮利",而夷狄更是"不可理喻","晓以大义"并无效果。因而激动了民族自觉,开始委曲求全,接受西方文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筹办洋务,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戊戌变法,都是这一自觉的显例。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关系中国近代化的迟速,极为深远。

    林则徐在战败后做了替罪羊,谪戍到新疆伊犁。他又先知式的看到"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这位完知的远见,和他从防英国到防俄国的一段过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更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他十二岁时候,就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后来对金石、官制、目录、地理等学,功夫根深。他在道光年间中了进士,官做到礼部主事。他的文章出众,学问渊博,清史稿说他"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在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算是相当的前进,清末康、梁一辈的维新之士以及革命先进,大都受了他的影响。

    龚自珍的诗文很奔放,与当时那批拘泥于模仿的桐城派,决然不同,因此饱受当时腐儒和卫道之士的攻击。他们骂他是"野狐禅",即使是比较开明一点的人,也把他当做怪人看。但是好终究是好,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他的诗文就大大流行起来了。

    龚自珍五十岁时死去,死得不明不白,传说他跟亲王奕绘的小老婆顾春私通,因而被刺。其生也疏宕,其死也雄奇,他的一生,真算得上是"化作春泥更护花"了。

    龚自珍的主要著作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等书。

    郑观应:盛世危言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中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写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问,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宁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文上李鸿章书的张本。孙文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文,自不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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