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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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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六年还清。

    利率:年息九厘七毫五丝。

    付息办法:每六个月一付,六年共十二期。

    还本办法:第一、第二两年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还本一百万两。利息照减。

    保证办法:请户部催饬各省关,将应解新旧协饷,径交上海采动局,据付息还本。如协饷不至,上海采运局无款可拨,应准洋商凭陕甘总督所出印票,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些条件与过去比较,好处有三:一是不需海关及有关各省督抚出票,可免周折;二是年息由一分二厘减至不足一分,合月息只八厘有零;三是头两年不还本,俾各省得以清理旧欠“其力尚纾,并无窘迫之患。”因为如此“已饬胡光墉、福克、凯密伦即依照定议,应仰恳天恩敕下总理衙门,札饬道员胡光墉及照会英国使巨转行汇丰银行,一体遵照,以便陕甘出票提银。”

    出奏那天是四月初一,当天就奉到批复:“该衙门知道。”也就是准予备案的意思“该衙门”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与军机处互为表里,办事司官,亦称章京,待遇优厚,亦与军机章京相同,规制不同的是,军机章京分为头班、二班。轮班入值,而所办之事并无两样;总督章京则各有专司,此案归“英国股”及“德国股”所管,自有徐用仪代为接头;同时因为有汇丰银行的凯密伦同来,英国公使馆批准汇丰银行照借的手续,亦很顺利,不过三天工夫,一切都齐备了。但赋归却还有待。原因很多,第一是南归决定坐轮船,班期有定,而最近一班船的“大餐间”已为人定下了胡雪岩认为招待宝森,什么都是要“最好的”宁愿再等一班,那要在十天以后。

    第二天是胡雪岩要定制一批膏药带回去。从经管西征粮台,在上海设转运局开始,胡雪岩无事不顺手,常是一夕之间,获利巨万财是怎么发的,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但精神却渐渐差了,饮食渐减,夜卧不安,人一天比一天瘦了下来,急得胡老太太以下,全家女眷都是到处烧香许愿,大做好事,祈求上苍保佑,然而没有什么用处。

    有一次在应酬场中,遇见一个在湖北候补,而到上海来出差的捐班知县,名叫周理堂,善于看相;遍相座客,谈言微中,看到胡雪岩,说他往后十年大运,犹胜于今,将来会有“财神”之号。

    “不瞒理翁说,我的精神很坏;事情要有精神来做的,没有精神只会交墓库运,哪里会有什么大运。”

    “这是因为雪翁想不开的缘故,一想开了,包你精神百倍。”

    听得这话,胡雪岩先就精神一振“理翁,倒要请教,我是怎么想不开。”他问:“要怎么样才想得开?”“此中之理,非仓促之间能谈得透彻的。雪翁公馆在哪里,等我勾当了公事,稍微闲一闲,登门拜访,从容呈教。”胡雪岩心想,官场上专有那种读了一本“麻衣相法”信口开河,目的是为了奉承上司,讨得欢心,企求谋得一缺半差的候补州县班子。而看周理堂的谈吐,不象是那一流人物当即答说“不敢请理翁劳步。”接着又说:“恕我冒昧,理翁这趟是啥公事?”

    “今年皇上大婚,我奉抚宪之命,到上海来采办贡品;东西都看好了,无奈湖北应该汇来的款子数目弄错了,连日为此事奔走,总还要四、五天首尾才会清楚。”

    “喔!理翁是说公款不够。”

    “是的。”

    “差多少?”

    “一万三千多两。”

    “喔,喔,”胡雪岩问说:“总快到了吧?”

    “是的。”

    “那好。”

    第二天上午,胡雪岩到周理堂所住的祥和客栈去拜访;只听得有人在他屋子里大办交涉,声音很熟,想不起来是什么人?及至偶然一照面,认出来了,是方九霞银楼的档手老萧。“胡大先生。”老萧丢开周理堂奔了出来,笑嘻嘻地打了个千问:“你老怎么也来了。”

    “你这话问得奇怪!”胡雪岩因为看刚才那番光景,老萧对周理堂不甚礼貌,所以有意板着脸说:“就许你来,不许我来?”

    “不是这话,不是这话!”老萧急忙辩解:“我是有生意来跟周大老爷接头。”

    “接头生意?莫非你不晓得和气生财?哗喇哗喇啥事体。”

    训斥完了,转身与周理堂叙礼,客气而亲热;将个老萧干搁在一旁,置之不理。

    倒是周理堂有点过意不去“雪翁,你请稍坐。”他说:“我跟这萧掌柜先打个交道。”

    “请便。”

    有胡雪岩在座,那老萧不似刚才那样嚣张了,但话仍说得很硬。原来周理堂在方九霞定了一柄玉镶金如意,工料总计九千银子,只付了两千定金。如意制就,来催交货,周理堂无以为应。就在这时候,广西巡抚亦派人来采办贡品,因为时间迫促,颇为焦急;老萧打听到这件事,上门兜揽生意。说湖北巡抚订的玉镶金如意,愿照原价转让。如意上所錾的“天保九如”字样,以及上款都可不动,下款只改动省名、姓名便能合用,毫不费事。

    广西的差官办事很干脆,也很精明,估价九千银子不贵,愿意照价收买,但必须能够证明,湖北的差官确是放弃了才能成交。

    为此,老萧便来逼周理堂,限期取件,否则没收定金,作为补偿损失。周理堂手头不硬,口头上就不能有软,正在磨得心烦意乱之时,胡雪岩来了。

    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胡雪岩便开口了“老萧,”他问:“你打算怎么样?”

    胡雪岩一出头,老萧便知如意算盘落空了“胡大先生晓得的,这两天金价又涨了。”他说:“打周大老爷的这柄如意,说实话已经亏本了;而且吃本很重,再拖下去,利息上又是损失,我对我们东家不好交代。”

    “那末怎么样呢?”

    “我想,再等三天。”

    “不必。”胡雪岩转脸对周理堂说:“理翁,这是笔小数,你为啥早不跟我讲,宁愿来受他们的气!”说着,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

    抽出来一看,是一万四千两的一张银票,心里又甜又酸,几乎掉泪。

    胡雪岩怕他说出什么过于谦卑的话,当着老萧面连自己也失面子,所以很快地说道:“老萧,你快回去,把金如意送来;周大老爷验收不错,自然分文不少你的。”“是,是!”老萧诺诺连声“马上送来,马上送来。”“慢慢!”胡雪岩将老萧唤住;转脸说道:“理翁,我想送了来也不好,一则要担风险,再则也怕招摇。不如我陪理翁到方九霞验货,果然不错,就把余款付清了它,叫方九霞出张寄存金如意的条子,动身的时候直接送上船,岂不省事。”

    “说得是。不过不敢劳雪翁相陪,我派人去办这件事就是。”

    当下将他随带的一名司事找了来,拿胡雪岩的银票交了给他,——交代清楚。等司事跟老萧一走,方始开口道谢。“小事,小事!”胡雪岩问道:“理翁还有什么未了?”“多谢,多谢。没有了。”周理堂紧接着问:“这笔款子,如何归还?”

    “悉听尊便。”胡雪岩紧接着说:“倘或理翁没有急事要办,我想请理翁指点,指点迷津,我是怎么想不开?我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事老挂在心里。”

    “以雪翁的智慧,自己觉得,就不致于想不开了。正因为那个念头隐而不显,所以居恒郁郁。”周理堂又说:“看相这件事,本无足奇;不过在脸上看到心里,也要有些阅历。雪翁心中有贼,此贼不除,精神就好不起来。”

    “喔!”胡雪岩也听说过“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句成语,当即问说:“我心中之贼是指啥?”

    “钱,一个钱字。”周理堂问:“雪翁是不是常常想到它?”“我是开钱庄的。”胡雪岩笑道:“我们这一行,称之为‘铜钱眼里翻斤斗’,不想到钱,想什么?”

    “是不是?我说雪翁心中有贼!雪翁是大英雄,何以亦为孔方兄所困,跳不出来?”

    听得这话,胡雪岩不免惭愧,想了好一会说:“理翁的话,我听出点味道来了。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跳得出来。要我不想到钱这一个字,只怕不容易;从小学生意就是学的这个,根深柢固,跟本性一样了,怎么能不去想它。”

    “想也可以。只要不是想赚钱,而是想花钱,就跳出来了。”“这话,还要理翁明示。”

    “道理很简单。”周理堂说:“譬如雪翁想造一座花园,这是花钱;可是所想的是如何起造楼台、如何罗致花木、如何引泉入园、如何请人品题。这些东西想起来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个‘钱’字忘掉了。当然,这也不是人人办得到的,力量不够,要为钱犯愁,反而是自寻烦恼;雪翁根本不必愁钱,当然也就不会有烦恼。”

    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一个人的话;此人姓雷,江西人,他家从康熙年间开始,世世代代在内务府当差,凡有宫殿营造之事,都先找他家设计,然后按照尺寸比例,用硬纸版烫出样子来。出了名的“样子雷”耳姓名反而不为人所知了。有一年胡雪岩进京,在应酬场中认识了“样子雷”听他谈先世的掌故,说他家全盛时代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后,主要的职司是扩建一座圆明园,建成了请皇帝来看,某处不妥,立即拆掉改建,改得不满意,复又拆去,这样建了拆,拆了建,不知多少遍,总之终乾隆六十年,圆明园无一日不在大兴土木之中。

    乾隆年间,国库充盈,皇帝只要觉得什么事能够怡情悦性,尽可以放手去做,不必愁钱,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克享天年的道理。听了周理堂的话,印证乾隆皇帝的作为,胡雪岩的行事大改常度,虽仍然不忘如何赚钱,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钱?大起园林,纵情声色;以前眠食不安,郁郁寡欢的毛病倒是消失了,却另添了一样病:肾亏。

    好得是开设着一家海内第一的大药铺;连带也认识了无数名医、秘方珍药,固本培元,差能弥补。补药中最为胡雪岩所重视的是一种膏药,名称很难听,叫做“狗皮膏”但效用神妙;有了它,胡雪岩多娶几房姬妾也不要紧了。

    这狗皮膏,只有在北京一家祖传的药铺才有。胡雪岩曾不惜重金,想聘请这家药铺的主人南下,到胡庆余堂去专制狗皮膏,却未能如愿;想买他的秘方,便更是妄想了。因此,胡雪岩每逢春天,就得派专人到北京来采办狗皮膏;这年自己进京,就不必再派人了。一到就关照汪惟贤订购三百帖狗皮膏,只以一样重要药材缺货,尚未制就,而胡雪岩可坚持要随身携药南归,这一来就不能不等了。

    及至等到了药,却因徐用仪带来的一个消息,胡雪岩决定再在京里住一阵,要看一个人的神通到底大到如何程度?

    “你带着洋人陪森二爷先走。我倒要看看他一这关过得了,过不了?”胡雪岩说:“他的这套把戏,只有我顶清楚,说不定左大人会问我,也说不定另外还会有机会。”另外会有什么机会呢?古应春明白,如果“他”倒了,不独胡雪岩去一个商场上的劲敌,而且也可能接办招商局。胡雪岩口中的“他”是个常州人,名叫盛宣怀,字杏荪。他的父亲单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由州县做起,做到汉口道告老还乡,在苏州当绅士,因为盛宣怀需要利用老父的这种身分,在江苏官场上为他打交道。

    盛宣怀是一名秀才,年轻时跟有名的“孟河费家”学过医;医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怀只要有机会,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觉不宜入这一行,所以进京捐了个主事,准备入仕。时当同治末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兴洋务;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脑筋特别快,而且记性好,口才更好,钻头觅缝,得以见了李鸿章一面;相谈之下,大蒙赏识,便加捐了“花样”以候补道的身分,为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当差,不久被派为招商局的会办,以直隶的候补道,久驻上海,亦官亦商,花样百出。

    招商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鸿章的建议,为了抵制外商轮船“拟准官造商船,由华商雇领,并准其兼运漕粮,俾有专门生意,而不为洋商所排挤。”奉旨准予试办,即由北洋拨借经费,另招商股,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定名轮船招商局,向英国买了一条轮船,开始营业;由于经营不善,不过半年工夫,老本亏得光光。胡雪岩是股东之一,也送了几万银子在里头。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关道陈钦建议李鸿章,派候补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陈、林都是广东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广东同乡,一个是怡和银行的买办唐廷枢;另外一个是富商徐润,由他们募集商股四十余万两银子接办。但本有官本,且又领官款为运费,所以仍然是官督商办,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怀得以由李鸿章派去当会办。

    改组后的招商局,业务日有起色;徐润又别组保险公司,承保本局船险,假公济私,大发利市。洋商轮船公司,遇到劲敌,业务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来票面百两升值已近一倍,结果跌到五十几两,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势。

    于是徐润起意,收买旗昌,但在盛宣怀的策划之下,变成了一个骗局。骗谁呢?骗曾当过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而实际上是骗公家的钱。

    盛宣怀的设计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买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当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时,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连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说动藩司梅启煦。

    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

    沈葆桢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廷搁,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桢听得满心欢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桢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桢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惟有乘机归并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

    沈葆桢盘算之下,还有顾虚,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号之多,势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怡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

    沈葆桢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桢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箸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须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须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须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桢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桢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桢想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桢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七之期”对沈葆桢“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期会遭损失,迫使沈葆桢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班“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

    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鸿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枝笔,做京官决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抚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桢病殁,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人,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桢说:“若逾十七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须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

    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桢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须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桢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入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复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准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刘坤一先引沈葆桢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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