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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泽见逐于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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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谗言来隐蔽忠节,每当遇到应行的大事,就不顾毁誉,一心想要使君王成就霸业,国家富强,而且不畏一切灾祸和邪恶势力。大夫文种,臣事越王勾践,当君主陷于困辱惨境时,他忠心爱主而不懈怠,君王虽然被敌人俘虏,仍然竭诚尽智没有背弃国家,而且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即使富贵也不骄傲。像以上这三位忠臣,可以说是义行极致和忠贞的典范。所以君子总是牺牲性命来完成名节,只要是大义所在,虽然牺牲生命也无所懊悔,为什么不可以呢?”

    蔡泽说:“君主圣明,这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讲信义,妻子有贞节,这是国家之福。然而比干忠君爱国,却不能维护殷朝的存在,伍子胥虽然贤能,却不能使吴国保存不灭,申生虽然孝顺,而晋国仍然不能避免内乱。这就是虽然有忠臣孝子,国家仍然不免灭亡骚乱,这是什么道理呢?主要是没有明君、贤父来采纳的缘故。所以天下因为父不仁不义而蒙羞,臣子也因此而难免受其害。假如一定等到死才能尽忠成名,恐怕就连微子也不足成为仁人,孔子也不足成为圣人,管仲也不足以成为伟人。”这时范睢认为蔡泽的话很对。

    蔡泽略为停一会接着说:“商鞅、吴起、文种,他们为人臣能够尽忠立功,这都是出于他们的心愿。闳夭大臣事周文王,周公辅佐周成王,难道不是尽忠吗?然而就君臣而论,商鞅和吴起、文种等人,当然还不如闳夭、周公。”蔡泽说:“然而阁下服务的君主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相比,究竟谁更慈爱而又信任忠臣、不欺凌故旧呢?”范睢说:“不知道。”

    蔡泽说:“当然,阁下的君主并不像秦孝公、越王勾践、楚悼王那样亲信忠臣。而阁下事奉君主,在平定内乱、消除祸患、排除困难。扩充、疆土、发展农业、振兴国家、强化君主等方面,威权压倒全国,功业扬名万里之外,并没有超过商鞅、吴起、文种三位名臣。但是阁下的地位和俸禄,以及家中的财富都已经超过他们三人,然而阁下还是不隐退,我深为阁下担忧。古谚说得对:‘太阳升到正午时就开始落,月亮圆到满盈时就开始亏。’万物都是盛极而衰,这乃是自然规律。不论是进还是退,不论是伸还是缩,都随着时间变化,这乃是圣人所认定的常理。

    古时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矫正天下弊风而使其焕然一新,到葵丘之会,桓公就显出了骄纵之色,因此就有九个国家背叛他。吴王夫差,自认为天下无敌,因此就轻视诸侯,欺凌齐、晋两国,到后来国破人亡。夏育、太史启等人,一声叱咤能使三军震撼,然而他们本人却死于普通人之手。这都是仗恃威权而不深思事物道理的缘故。

    商鞅为秦孝公制度量衡、改革货币。废除井田、重划土地,教民努力耕种和作战,因此大军一出发就拓展疆土,军队凯旋而归使国家富强,所以秦兵无敌于天下,在诸侯之间建立了威权。可是成功之后,竟残遭五马分尸之刑。楚国拥有雄兵百万,然而秦将白起仅仅率领几万秦兵,一战便攻陷楚都鄢和郢,再战而焚烧夷陵,往南吞并蜀、汉,此外又越过韩、魏攻打强赵,在北方屠杀马服君及四十多万兵卒,血流成河,凄惨哀嚎之声震憾天地,为建立秦国的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以后,赵、楚两国衰弱下去,再也不敢抗拒秦兵,这都是仰仗白起攻下的城池有70多座,他虽然为秦国建立了丰伟战功,可是他却在杜邮被秦王赐死。吴起为楚悼王改革弊政罢免无能的朝臣,撤消无用的机构,废除多余的官吏,杜绝请客说情的风气,改良楚国的风俗,往南攻打杨越,往北攻打陈、蔡,摧毁连横政策,解散合纵之约,游说之士没有开口余地,可算得上是成功了,可怜最后他本人却死于楚人的乱箭之中,然后再把他分尸泄愤。越大夫文种,为越王勾践开疆拓土,发展农业,率领四方军队和全国上下的人民,击败吴国生擒吴王夫差,完成了越国霸王功业,可是到头来勾践却把他杀了。这四位贤臣,都是因为功成而不退,才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就是所谓‘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返’。只有范蠡深知明哲保身之理,于是就以超然的姿态功成身退,远离人间的是非之门,驾轻舟渡海遁世,隐姓埋名经商,而成为巨富陶朱公。

    难道阁下没有看过赌博的人吗?有时想孤注一掷,有时想步步取胜,相信阁下是最清楚的。如今阁下当了秦国相国,为了谋划国家大事而终日忙碌,为了制定策略而不走出朝廷,坐在朝中控制诸侯,威仪施行于三川,借以充实宜阳,打开羊肠之险,封闭太行要塞,切断三晋的道路,修栈道千里通往蜀汉之地,使天下诸侯都畏惧秦国,秦王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您的功勋已无可复加,正是分功之时,此刻如果不知及时隐退,商鞅、吴起、文种之祸不远矣!您为何不在此时纳还相印,虚相国之位以待贤人?这样既可博取伯夷一样的美名,又可长享富贵,世代称孤,更能和仙人王子乔、赤松子一般长寿。这些与日后身遭惨祸,自是天壤之别,你的看法又如何呢?”范睢深有同感:“先生的说法太有道理了。”于是请蔡泽入座,待以上宾之礼。

    过了几天,范睢入朝拜见昭王,对他说:“有位新从山东来的客人蔡泽,其人雄辩,臣阅人无数,更无人与之相比,臣自愧不如。”于是昭王召见蔡泽,相与言语,昭王十分赞赏,拜为客卿。范睢这时自思后路,便称病不朝,并且借病辞官。昭王一再不准,范睢便推言病重。昭王无奈只得允准。昭王对蔡泽的计谋十分欣赏,任命他为相。蔡泽助秦昭王吞并了东周国。

    蔡泽出任相国没几个月,便有人恶意诽谤他,由于恐招致杀身之祸,便称病辞官,得封为刚成君。他在秦十多年,历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最后任职于秦始皇皇朝,曾出使燕国,三年之后令太子丹到秦秦做人质。

    <b>评析</b>

    当蔡泽听说范睢的手下犯了重罪,马上意识到正在鼎盛时期的范睢已开始有了隐患。深明盛极则衰道理的他,知道自己说服权臣、飞黄腾达的机会终于来临。谋略家之所以高明,在于能在凡人看到的日常事件背后看到隐秘、看到机会,他们首先能洞察到事物的本质,然后根据规律谋算自己的前途、进行深远的计划和安排。正象他给范睢所说的“日中则移,月满则亏”是自然界的铁律,盛极则衰、功成身退是人类社会的铁律,放之四海而皆准。他掌握和运用了这个铁律,就说服了权臣,自己在仕途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蔡泽极为善辩,他是这样说服范睢的:首先他描绘了士大夫们的个人理想,在这上与范睢取得了认同,接着说明商鞅、吴起、文种没有达成这种理想的原因一方面象比干、伍子胥、申生一样没遇到贤君,更重要的是不知盛极则衰、不会功成身退,同时他又举了范蠡这个正面的典范,最后剖析了范睢目前的处境,得出了范睢必须马上隐退的结论。整个雄辩过程环环相扣、安排得当、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各种人物案例随手拈来,对自己的观点起了巨大的证明作用。言辞上铺陈华丽、排比对偶夸张等修辞手法应有尽有,渲染感情毫不余力,抑扬顿挫、气势雄壮。今天的我们,只有细细品味和揣摩,就会在谋略长进和口才训练方面有不小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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