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宣王见颜斶

僻之处，以看守门户为生涯，应该说，士的地位是十分低贱的。”

    颜斶驳道：“这话不对。我听说上古大禹之时有上万个诸侯国。什么原因呢？道德淳厚而得力于重用士人。由于尊贤重才，虞舜这个出身于乡村鄙野的农夫，得以成为天子。到商汤之时，诸侯尚存三千，时至今日，只剩下二十四。从这一点上看，难道不是因为政策的得失才造成了天下治乱吗？当诸侯面临亡国灭族的威胁时，即使想成为乡野穷巷的寻常百姓，又怎么能办到呢？

    所以易传中这样讲，身居高位而才德不济，只一味追求虚名的，必然骄奢傲慢，最终招致祸患。无才无德而沽名钓誉的会被削弱；不行仁政却妄求福禄的要遭困厄；没有功劳却接受俸禄的会遭受侮辱，祸患深重。所以说，‘居功自傲不能成名，光说不做难以成事’，这些都是针对那些企图侥幸成名，华而不实的人，正因为这样，尧有九个佐官，，舜有七位师友，禹有五位帮手，汤有三大辅臣，自古至今，还未有过凭空成名的人。因此，君主不以多次向别人请教为羞，不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学习为耻，以此成就道德，扬名后世。唐尧、虞舜、商汤、周文王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又有‘见微知著’这样的说法。若能上溯事物本源，下通事物流变，睿智而多才，则哪里还有不吉祥的事情发生呢？老子上说：‘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所以诸侯、君主皆自称为孤、寡或不谷，这大概是他们懂得以贱为本的道理吧。孤、寡指的是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诸侯、君主却用以自称，难道不是屈已尚贤的表现吗？像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重用周公旦，后世都称他们是贤君圣主，这足以证明贤士的尊贵。”

    宣王叹道：“唉！怎么能够侮慢君子呢？寡人这是自取其辱呀！今天听到君子高论，才明白轻贤慢士是小人行径。希望先生能收寡人为弟子。如果先生与寡人相从交游，食必美味，行必安车，先生的妻子儿女也必然锦衣玉食。”

    颜斶听到此话，就要求告辞回家，对宣王说：“美玉产于深山，一经琢磨则破坏天然本色，不是美玉不再宝贵，只是失去了它本真的完美。士大夫生于乡野，经过推荐选用就接受俸禄，这也并不是说不尊贵显达，而是说他们的形神从此难以完全属于自己。臣只希望回到乡下，晚一点进食，即使再差的饭菜也一如吃肉一样津津有味；缓行慢步，完全可以当作坐车；无过无伐，足以自贵；清静无为，自得其乐。纳言决断的，是大王您；秉忠直谏的，则是颜斶。臣要说的，主旨已十分明了，望大王予以赐归，让臣安步返回家乡。”于是，再拜而去。

    刘向赞叹说：“颜斶的确是知足之人，返朴归真，则终身不辱。”

    <b>评析</b>

    要使自己的口才能够上一个较高的境界，要使自己的论辩和游说具有逻辑上的强大说服力，就不能不掌握哲学中的辨证思维。这种思维将事物看成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转化，这种依存性决定了互相必须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颜斶就是用这种辨证思维阐述了高贵与低贱、君与臣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孤家、寡人必须以大臣、民众为根本，百姓、贤臣是君王们之所以存在、显贵的根本依据。在现代社会，作为领导者也要认清自己的地位和民众的重要性，那种蔑视人才、轻视民众的人实际上也使自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在论述璞石与美玉、显贵与归隐的关系时，颜斶同样也运用辨证思维对社会和人生进行了哲理思考，流露出他对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本真意义的追求，也反映出他“视富贵如浮云”的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人格。美玉雕琢后失去了璞石的天然、本真和朴实，而人显贵后就要依附于身份、爵位，他就失去了自由和真正的自我，这实际上不是幸运而是可悲，不是显达而是沦落。通过这样全面地、从相反角度来阐释、理解问题，颜的论辩具有了无可置疑的说服力，使我们也不得不对他的人生观由衷钦佩、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