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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灵王平昼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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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能尽快去拜见大王,当面陈述我的意见。现在大王您既然通知了我,我就理应大胆地尽我的一点愚忠。我听说,中原地区是聪明而有远见的人士居住的地方,是各种物资和财富聚集的地区,是圣贤对人进行教化的地方,是德政仁义普遍施行的地方,是读诗、书、礼、乐的地方,是各种奇巧技艺得以施展的地方,是各国诸侯不远千里前来观光的地方,是四方落后少数民族效仿学习的地方。现在大王却舍弃这些优秀文化,因袭落后部族的服装,这是改变传统教育方法,更新古代的道德准则,违背众人的心意,从而使学习的人背离了先王之道,抛弃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我希望大王您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王孙?把公子成的话报告给赵武灵王。武灵王说:“我就知道王叔反对这件事。”于是马上就去公子成家里,亲自向他阐述自己的观点:“大凡衣服是为了便于穿用,礼制是为了便于办事。因此圣贤之人观察当地的习俗然后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措施,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礼法,这样做既有利于民众,也有益于国家。剪掉头发,在身上刺花纹,两臂交错站立,衣襟向左掩,这是瓯越人民的风俗。染黑牙齿,在额头雕画,头戴鱼皮帽子,身穿缝纫粗拙的衣服,这是吴国的风俗。礼制和服饰虽然不同,但求其利国便民却是一致的。因此,地方不同,所采用的器物就不一样,情况不同,使用的礼制也有所改变。因此,圣贤的君主只制定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但并不统一他们的器物用度;如果可以方便行事,礼制完全可以不相同。

    儒生虽都师从同一老师,可是传下来的礼法却各不相同;中原地区风俗相同,但各国的政教不同,更何况地处偏僻山区,难道不更应该考虑便宜行事吗?所以说对于风俗礼制的取舍变化多端,即使聪明人也无法统一;不同地区的服式,即使圣贤君主也难以使其一致。偏僻的地方人们少见而多怪,孤陋寡闻的人喜欢争辩,不熟悉的事情不要轻易怀疑,对和自己不同的意见不非议,这才是无私地追求真理的态度。现在王叔您所说的是有关适应风俗的意见;我所说的则是如何改变旧的传统。现在,我国东面有黄河、漳水,是和齐国、中山共同拥有的边境,但却没有战船守御它。从常山到代郡、上党郡,东面与燕国和东胡接壤,西面与楼烦、秦国、韩国紧紧相邻,但我们没有骑兵部队防守。所以我准备制造战船,招募习于水战的居民,让他们来防守黄河、漳水;改穿胡服,练习骑马射箭,防备与燕国、东胡、楼烦、秦国、韩国的边境。从前简子不把自己限于晋阳和上党两个地方,襄子兼并了戎族和代郡,以抵御胡人。这些道理不论是愚笨之人还是聪明之人都明白。过去,中山国依仗齐国强大的军队的支持,侵犯掠夺我国的土地,掳掠囚禁我国的人民,引水围灌鄙城,假若不是祖宗神灵的保佑,鄙城几乎被攻破。先王对这事非常气愤,直到今天,他们的仇怨还没有报。现在我们推行"胡服骑射"的政策,从近处说,可以扼守上党这样形势险要的地方;从远处说,可以报中山侵略先王的仇恨。可王叔您却偏偏要因袭中原的旧俗,违背简子和襄子的遗愿,憎恶改变服式的做法,却忘记了国家曾遭受的耻辱,这决不是我期望您做的啊!”公子成听了,对武灵王大礼参拜谢罪,他说:“我太愚蠢了,竟没有体会到大王的良苦用心,所以才冒昧地说了一些世俗的言论。现在大王想要继承简子、襄子的意愿,实现先王和遗志,我怎么敢不服从命令呢!”公子成又拜了两拜。于是赵武灵王就赐给他胡服。

    赵文劝谏武灵王说:“农夫辛勤耕作以供养君子,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愚笨的人表达意见,明智的人加以决策,这是处理问题的方法;做臣子的不隐瞒自己的意见,做君王的不阻塞言路,这是国家的福分。我虽然愚笨,但还是希望竭尽自己的忠心。”

    武灵王说:“替别人着想的人不应该过分苛求,竭尽忠心的人不能指责他的错误,您就直言吧。”赵文说:“适应时势顺从当地民俗,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则;衣服有一定的款式这是礼法的规定;遵守法纪,不犯错误,这是老百姓的职责,这三个方面,都是古代圣贤的教导。现在大王您对这些都弃之不顾,去改穿远方胡人的衣服,改变古代的教化,改变古代的章程,所以我希望大王认真地考虑考虑。”

    武灵王说:“你所说的只是世俗的见解。普通民众只是一味地沉溺于习惯世俗之中,而书呆子又总是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这两种人,他们只能谨守职责,遵守法令而已,不能和他们一道谋长远的事业,建立开创之功。而且夏、商、周三个朝代虽然服装不同但却能统一天下;春秋五霸政教各异却能治理好国家。聪明人制订法令,愚蠢的人被法令制约;贤达的人改革习俗,而愚笨的人却拘泥于旧风陋俗。因此那些受世俗礼法制约的人,没有必要和他们交流思想;那些拘泥于旧风陋俗的人,没有必要向他们说明你的意图。所以习俗随时势而变,而礼法和这一变化了的习俗相统一,这才是圣人治国的根本原则啊!接到国家的政令就马上行动,遵守法制而抛弃个人私念,这才是老百姓的天职。真正有学问的人能听从意见而改变观点,真正通晓礼法的人能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为自己着想的人不会兼顾他人,要改变时势就不能完全效法古代,您就放心吧!”

    赵造也去劝谏赵武灵王,他说:“不竭尽忠心,知而不言,这是奸臣一样的行为;为了私利去欺骗君主,这是有损于国家的做法。犯了奸佞罪的人处以死刑,危害国家的人诛灭宗族。这两点是上古圣王制定的刑法,也是作臣子的人所犯的最重的罪。我虽然愚笨,但愿尽自己的忠心,绝不逃避死亡。”武灵王说:“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加任何隐讳,这就是忠臣;不阻塞言路,虚心接受意见,这就叫明主。忠臣不畏惧危险,明主不拒绝臣子发表意见,您就坦然地说吧!”

    赵造说:“我听说过,圣贤之人不去变更民众的习俗而去教化他们,聪明的人不改变习俗而治理国家。根据民意进行教化,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收到成效;根据不同的习俗治理国家,考虑问题简捷方便,做起来容易见到效果。现在大王您改变原来的服饰而不遵循习俗,改穿胡服而不顾世人的议论,这不是按照礼仪法则教化民众的方式。而且穿着奇装异服,会使人心思不正,习俗怪僻会扰乱民心。所以做国君的人不应去接受奇异怪僻的衣服,中原地区的人民不应效法蛮夷的生活方式,这不是按礼法要求来教化百姓的途径。况且遵循以往的法令不会出差错,按照旧有的礼节行事就不会生出邪念。我希望大王慎重考虑这件事情。”武灵王说:“自古至今,习俗都不同,我们要效法哪一个时候的呢?帝王的礼法也不是世代相承的,我们要遵循谁的礼法呢?伏羲和神农,对民众只是进行教化,而不诛杀;黄帝、尧、舜,虽然有了死刑,但并不诛连妻子儿女。到了夏、商、周三代圣王时,就观察当时的形势来建立法制,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礼俗。法度、政令都因时制宜,衣服器用都方便使用。所以治理国家不一定要走同一条路,只要对国家有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圣人的出现,不是因为互相承袭才统治天下的;夏朝和殷朝的衰亡,不会因为改变礼法而不灭亡。这样说来,不沿袭古法,不一定就要斥责,谨守旧礼陋俗也未必值得称赞。再说,如果服饰奇异就会使人心思不正的话,那么最遵守礼法的邹国和鲁国就不会有行为怪僻的人了;如果习俗怪僻就会使民众变坏的话,那么吴、越地区就不会出现出类拔萃的人才了。所以说圣人把便于穿着的叫衣服,把方便行事的就叫教化。行为举止上的一些礼节,服饰上的规定,只是用来让普通百姓取得一致,而不是用来衡量贤明与否的。因此,圣明的人能适应任何习俗,有才能的人能紧随时势的变化。有句谚语说:"按照书本来驾车的人,就不能充分发挥马的实际能力;采用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今的国家,就不能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所以,遵循现成的制度建立的功业不可能超过当世,效法古人的作法,就不能够管理好现在的国家。您还是不要反对吧。”

    <b>评析</b>

    “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与历史上的任何变法者一样,赵武灵王遭遇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保守只在于人们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大多数人愿意处在现实的安全状态之中,而对那些改变、破坏现有格局的人物必定非常的厌恶和痛恨。英雄之异于常人,在于克服了人们的这种短视和惰性,看到了未来的机遇和危机,高瞻远瞩、谋求未来的安全和发展。所以作为英雄,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类型的人物。如果安于现状、思维和行动受外界环境之制约,那么也就只能沦为庸众而不自拔、与英雄豪杰无涉了。

    “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赵武灵王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口才出众、雄辩滔滔、善于析事明理。就如何看待礼法,他提出礼法的目的只是“利其民而厚其国”古代圣人只是“因其事而制礼”他向那些反对派指出任何礼法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亘古不变的礼法。礼法的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乡异而用变”“事异而处易”礼法有必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改变。赵武灵王不仅阐明了针对礼法的道理和原则,而且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指出变法的迫切性。他首先阐明赵国的周边形势和周边国家军事力量的特点,然后阐述赵国面对这些国际形势的应对策略,让人觉得以赵国当时的状况是难以应付复杂的军事斗争形势的,因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必须变革礼法、改革军制的愿望,这样“胡服骑射”的变革观念也就自然地进入到听者的头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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